这一股“唱自己的歌”的热潮，迄今已受到广泛的注意与重视。虽然许多人仍在怀疑，甚至基金会本身亦时常检讨，对于鼓励这件年轻人创作歌曲的热狂是否得当？而以这般非正式音乐科班出身的人来写音乐，是否会使音乐的水准降低？我一直耿耿于怀不能释然！然而，“我们需要有自己的歌，以及年轻人创作的欲望”这个事实却是不容忽视的。

    ――洪建全基金会的董事长 洪简静惠

    《我们的歌》第一集封面（上）及封底（下）

    余光中曾这样评价：“有人称杨弦为民歌之父，我却认为一向鼓励民歌运动的陶晓清，可以称为民歌之母。”陶晓清18岁就步入广播界担任主持人，见证了台湾的民歌运动甚至国语流行音乐的整个历史。

    陶晓清亦是“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的受邀观众之一。据她回忆，“就这样，我认识了杨弦、余光中与《滚石》杂志当时的几位重要人物。杨弦的专辑出版后，我也在同一个单位─―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之下，策划出版了三张专辑――《我们的歌》第一、二、三集，找来当时创作力旺盛的一些朋友，共同‘玩’出了这些作品。但是我的唱片生涯就只有短短的这些日子，因为我发现在我的主业电台节目主持之外，制作音乐会的乐趣比制作唱片更多。”

    然而，以学院派为首的传统民歌论者却对此“民歌”表示质疑。1975年12月，第一个表示异议的声音在《中央日报》副刊出现，随即引发一场正名论战。攻方多半引经据典以学院音乐学者的定义来指责“中国现代民歌”一词的不准确，他们认为杨弦的中国现代民歌“既不中国，也不现代，更不是民歌，只是些西洋的东西”，此外，也有学者提出“音乐的创作绝对不是找首诗词来随便哼哼”，面对这些批评，余光中回应了一篇《民歌的常与变》。

    创办云门舞集的林怀民曾经面对关于中国现代舞的采访者说，“我实在不明白什么叫中国，什么叫现代……我不在乎我采用的材料来自何处，我只希望编出来的是我自己的……如果能使观众觉得亲切也许便是中国的，也许是现代的……”

    杨弦本人似乎并没有对这场论战表示太多的关注。杨弦并未因为初步的成功转而全心投入创作、演唱及推广的工作，他依然从事他原有的专业，并未到处赶场表演。事实上，他从未想过要通过这场演唱会达到个人在名或利方面的要求，他甚至反对把音乐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这也是日后他很快就退隐的原因之一。

    陶晓清编撰的《你的歌：中国现代民歌》第一辑

    1975至1976年之交的正名论战之后，有关“中国现代民歌”的活动就沉寂下来。以杨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民歌”在1977年被再次提起，并举办了一系列发掘歌手、举办演唱会、座谈会、平面专栏、电台节目、制作唱片等相关活动，几乎都是陶晓清一人在主导与推动。1976年底，陶晓清为她自己主持的中广“热门音乐”春节特别节目的录制，这个演唱会以不公开的方式进行，邀请了包括杨弦在内的六位歌手。这个节目在1977年2月6日播出，“结果，很多听众反应他们很喜欢这些清新的作品”。陶晓清于是在3月10日在中山堂举办了一场类似的公开演唱会，“很多听众来信要求在中广节目中播出中国现代民歌，要求经常举办类似的活动”。自5月起，陶晓清在《热门音乐》节目中就设立专门介绍“中国现代民歌”的时间段，第二年，另外为现代民歌设了专门的排行榜。同时，以“中国现代民歌”为名的大型演唱会以及相应的座谈会也在1977年稍后出现，这些活动基本上均是陶晓清策划，而她策划的《我们的歌》唱片第一、二辑也在洪建全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0月一起出版，首版3000张在12月初即售罄，并随即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