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在北京的几天里，所有与安德鲁·怀尔斯接触过的人，继续领略着他的温文尔雅，包括在熙熙攘攘的旅游景点与他擦肩而过的路人。他的脸上基本是两种表情的相互转换：温和的笑和专注的思考；双眼在镜片后射出和善而腼腆的目光；在人多的场合，他多是安安静静地倾听；即使说话，声音也恒定在某个分贝数之下——他喜欢巴赫、亨德尔的古典音乐。见过他和十五岁的女儿海伦在一起，北大国际数学研究中心的吴巧明老师说，看得出，他非常疼爱他的女儿。而在我看来，他经常像女儿的朋友一样对她提出什么主张。

    8月29日下午，看过天坛、天安门、故宫，吃过北京烤鸭和清蒸鳜鱼，坐过出租车和公交汽车的安德鲁·怀尔斯，坐在北海公园的湖边接受了我的采访。——这次采访结束之后，张继平院长问我：“领略到一个真正的数学家的谈吐了吧？”

    是的。他的眼神经常越过对面的我，投向远处，他的谈话中充满停顿、沉吟，而他说出的话，就像数学一样简约而周密。

    “您在费马大定理的研究过程中，靠的是纸、笔和头脑，没有用电脑，现在您开始用电脑了吗？电脑今后在数学家的工作中是否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我问。

    “我如今仅仅是用计算机去找一些例子，并予以验证，以及一些特殊情况下的信息，我从来不用电脑做直接的证明。不同的数学家对电脑有不同的态度，我自己很少用计算机，但我的一个学生却用计算机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他用计算机解决的这个问题的特征与我的很不一样。数学领域中只有很少的问题是能够通过计算机来解决的。”他的回答简直像在叙说一个定理。

    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对中国的印象。他只是简单的一句：“比我想像的更具有生活气息。”而对中国学生的印象呢？“我没教过来自中国的研究生。在美国，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是做几何和分析的，研究数论的较少。我跟他们的接触很少。”

    幽默在他简单的回答中迸发。“通过费马大定理的证明，全世界都在关注您。那么，公众的关注对您的生活有影响和改变吗？”

    “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改变是我不用再做费马大定理这道题了。”

    “好莱坞电影《美丽心灵》中，主人公约翰·纳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一群数学家在会议厅里纷纷向他献上钢笔，作为一种致敬的方式，这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传统吗？您收到过钢笔吗？”

    “当然是虚构的。”他发出一阵笑声，“不过倒是个好主意，应该从现在开始就这么做。”

    最简单而周密的回答出现在这里。我问：“介意说说你和太太是如何相爱并结婚的吗？”

    “我们在普林斯顿相识，我们在普林斯顿结婚。”

    “我已经解决了费马大定理”

    该回溯一下属于安德鲁·怀尔斯曲折而辉煌的时刻了。

    17世纪的法国数学家费马死后，他在一本数学书上所写的注记被人们发现，结果诞生了一个让后人最难以解答的问题：“不可能将一个立方数写成两个立方数之和；或者将一个4次幂写成两个4次幂之和；或者，总的来说，不可能将一个高于2次的幂写成两个同样次幂的和。”

    这是一个用每个中学生都熟悉的话来表达的谜，却难住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更折磨人的是，费马还留下一个注记，暗示他已经有了一个解答，不过他没有写出这个证明。

    于是，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天才前赴后继，向这一猜想发起挑战。三百多年过去了，这个定理依然缺少一个完整的严密证明。在任何学科中，都没有什么问题表达起来如此简单清晰，却能够这么长时间在先进知识的进攻面前屹立不动。

    安德鲁·怀尔斯十岁时，就被费马大定理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