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命运的关键时刻，读到这个故事。

    “牛顿研究所存在的唯一目的是将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呆上几个星期，举办由他们所选择的前沿性研究课题的研讨会。大楼位于（剑桥）大学的边缘，远离学生和其他分心的事，为了促进科学家们集中精力进行合作和献策攻关，大楼的建筑设计也是特殊的。大楼里没有可以藏身的有尽头的走廊，每个办公室都朝向一个位于中央的供讨论用的厅堂，数学家们可以在这个空间切磋研究，办公室的门是不允许一直关上的。在研究所内走动时的合作也受到鼓励——甚至电梯（它只上下三个楼层）中也有一块黑板。事实上，大楼的每个房间（包括浴室）都至少有一块黑板。”

    请允许我抄下书中的这一段文字。我清楚的知道，那是我再也不可企及的精神故园。

    B

    我写出的阅读手记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看中并连载。我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就该结束了，但没有想到的是，某天接到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的指示：安德鲁·怀尔斯要来北京，他问我是否愿意代表中青报进行一次专访。

    我兴奋得几乎要昏倒。

    由于父亲去世，安德鲁·怀尔斯的访京计划延迟了一个月。8月28日，他终于踏上了北京的土地，这也是52岁的他第一次来到亚洲。

    第二天，陪他走马观花地看过北京后，我们坐在后海公园的湖边，采访开始。当我如醉如痴地阅读《费马大定理》一书时，绝对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和书中的传奇人物一起穿行北京，并面对面地坐在一起，听他将我读书时心中产生的一个个疑问予以解释。

    这基本上是一次答非所问的访谈，也成了我采访安德鲁·怀尔斯的最大惊喜。

    此前，我设想这是一次中规中矩的采访：其一，安德鲁·怀尔斯因成功破解费马大定理而名噪天下，至今已有十余年，世界各大媒体的采访他都经历过了，应该是积累了不少熟极而流的套话；其二，我已经读过好几遍那本书，自以为对他的了解够深，相信无论怎样的回答，都不会超出那本书的内容。

    但一个多小时的采访还是颇出乎我的意料。

    书中的一些疏漏得以纠正：书中说，“在怀尔斯开始着手这个证明后不久他们就结婚了”，而怀尔斯对我说，他开始研究费马大定理是在1986年，而结婚是在1988年；按照书中的说法，他是在完全独立和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研究的，而事实上怀尔斯一开始还告诉过一些同事，但由于不胜其扰而逐渐将自己的计划隐藏起来；据说还有一家国际制衣大企业请他为新系列男装做广告，当我向他求证这个问题时，他说，由于那家服装公司的名字叫“G.A.P”（gap意即“缺陷”），所以他拒绝了。

    采访公众人物，往往很乏味。因为他们说的话并不是他们想说的，而是我们想听的。我们希望听到的是一种浪漫决绝的回答，既孤标又悲壮，而对于回答者来说，即使真实情况并非如此，也要准备这样一番自我描述，似乎才对得起观者的期待。在我的新闻采访生涯中，遇到的大都是这些意料之中的说辞。

    安德鲁·怀尔斯却并没有流露出这种舍我其谁的豪迈和得意之情。我问他着手研究费马大定理的时候，是否明知道把握不大也要做？并指出许多数学家对这个难题望而生畏的事实。

    “从历史上来看，真正的严肃的数学家中，决定研究费马大定理的人并不是很多，因为他们首先要考虑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下，数学的发展是否给他们提供了工具，足够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水平。到1986年我决定研究大定理，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手中的工具也不够，而我认为是有希望的。所以我并不是浪漫，而是很有现实的把握。”所谓的答非所问就是这样。他没有因为独力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