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马大定理而居功自傲。按照他的说法，似乎数学史写到1986年，即使安德鲁·怀尔斯不去证明，也会出现另外一个人。

    论文在验证阶段被发现了一个缺陷，久久不能解决，怀尔斯甚至已经准备好公开承认这个缺陷。我问及他当年的困境和压力，他的回答却是：“我只知道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并且也希望能够解决。即便我承认我的证明有缺陷，也会有成百上千的人看到希望，看到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好的工具，他们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也许他们会用一些时间，八年，十年，但工具已经有了，方向已经有了。”

    两种语境，两种心态，两种思路，这是最超出我想像的回答。此前采访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北大数学院的田刚院士时，田曾评价怀尔斯是一个“勇敢的人”，因为他当时承受的是身败名裂的压力。而在怀尔斯的回答里，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什么“勇气”，至于“身败名裂”，我怀疑他的词典里压根就没有这个词。佛经中说“无名”“无相”，怀尔斯达到了这种修为。

    话说回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只有他这样简单直接的人才能担当。

    采访中也有很规矩的回答。谈到他三个喜欢数学的女儿，我问他是否希望她们成为像他一样的数学家。他的回答是：“不，我希望她们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不见得一定是数学。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做他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一个女儿就坐在旁边。

    安德鲁·怀尔斯这次的北京之行，还将取道香港，领取2005年度的邵逸夫数学科学奖，以及一百万美元奖金。我本来还有一个很常态的问题：你准备用那一百万美元的奖金做什么？但我马上决定放弃这个问题。

    此前我已经了解到，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的薪水，足以保证他们过很体面的生活。多了这一百万美元，我看对安德鲁·怀尔斯过日子并没有多大影响。他大概也犯不着为女儿挣下什么资产，我刚刚听一个朋友聊到他的孩子在美国学校的见闻：几个同学假期里去玩，花自己挣的钱的人，得到了大家的尊敬，而花父母钱的人，就像做了什么丢人的事儿似的抬不起头来。

    我又想起等候安德鲁·怀尔斯来京的那个下午，我和摄影记者贺延光在北大校园里闲逛。老贺先是惊讶于北大一些新建筑的恶俗——逸夫楼的外墙竟贴着那种小块的白色瓷砖，等我俩进到一所食堂准备喝杯水，他又吃惊于食堂三层的富丽堂皇。我说，听说现在的学生中，有的特困生一个月只花一两百块，有的富家子弟却被称为“八千大少”，不知道是一个月还是一个学期花掉八千。

    看着眼前的父女俩，我想怀尔斯的女儿肯定不会上不起大学，也肯定不需要她的父亲让她成为“八千大少”。

    在这次采访之前，我已经和安德鲁·怀尔斯有了一天多的接触。在我看来，因为有强大的自信和伟大的成就作底，所以他宠辱不惊，谦和冲淡。而这次采访之后，再回忆当时的一问一答，我想到的是，他能够从容而自由地选择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是基于一种生活和事业中的安全感、安定感。

    这才是我们恰恰没有的。

    北大的院士们说，平时的评估就消耗了太多的精力，怎么可能潜心做研究；又说，怀尔斯用七年时间做秘密研究，不跟组织上打声招呼，这么长时间也不出成果写论文，在中国早就没津贴了，更不用说评职称，分房子。

    我也回顾了一下采访怀尔斯这三天期间我自己做过的事情：岳父需要动手术，找病床、排队等手术，我往返于两座城市，同时担心住院是否要花很多的钱，家里的积蓄也许不够；路上适逢学生暑假开学，一票难求，要到下一站才能找到座位；采访间隙得知，同事们正在为老板拖欠工资而提出诉讼，我也已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