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帝国强盛时为歌功颂德的需要才这样做，这是跟科学、民主不沾边的。

    杨保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参与了许多城市的规划，是许多市长的高参。近年来，市长们迷上了大马路，让他十分着急。

    他有着一流的口才，他不断向市长们提出忠告，却每每陷入“说了也白说”的境地。

    他揭示了大马路费而不惠的一面，同时对现象背后的问题进行思考。他说，不顾实际地修大马路是愚蠢的；同时感慨，中国文化有追求大的喜好，“什么酒馆，哪怕再小，也敢叫大酒楼！”

    他认为，大马路失去人的尺度，增加的不仅仅是城市问题；追求所谓的气派，“这是跟科学、民主不沾边的”。

    大马路已成一股风

    王军：据你了解，大马路在国内城市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杨保军：大马路，近年来是一股风，很猛，范围广泛，许多大城市都在刮。这些城市对现代化的理解有偏差，以为大马路、大高楼就是现代化，这当中自然有对财富积累的向往，但实质是一种暴富心态。媒体也起了不好的作用，动不动就报道哪个城市一天一个样，多少年大变样，立交桥修了多少，等等。这些都是从建设角度看问题，虽然从经济上看，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城市是需要发展，但综合起来看，这样做又潜伏危机。

    王军：你都看到了什么样的情况？

    杨保军：北方一个大城市，想搞出自己的特色。我问他们想搞什么样的特色？他们说要修最宽的马路。我说这是愚蠢的，有这样的需要吗？有这样的可能吗？代价是什么？负作用是什么？他们都没有考虑。怀有这种想法的城市不少。中国的文化有求大的一面，什么街都叫大街，什么楼都叫大楼，什么酒馆，哪怕再小，也敢叫大酒楼。

    一个十几、二十万人口的县城，想出名，就要修80米到100米宽的马路，我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出这种名？一个省会城市，要修160米宽的马路，我反对，还是修出来了，也说是要搞出自己的品牌，我对市长说你要建多少条这样的马路才能形成品牌呀？他说每条路都要是宽的。我说，北京虽然有不少大马路，但也有窄马路呀？他居然说，我们都要搞双向8车道的马路。真这样搞下去，全国还找不出第二个！

    我又问他，你这个城市已经有历史了，现状的房屋怎么办？他说拆，或者拆房子，或者拆绿化，或者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或者取消自行车道，把自行车放到人行道上去。我说，这叫以人为本还是以车为本？他说我限制自行车了，他们就去坐公交车。我说，一个城市有自行车人口，就是因为居住与办公是一个合理的距离，自行车是很好的交通手段，你怎能强迫他们去坐公交呢？但他们听不进去，结果树被一排排砍掉。

    王军：这种情况很普遍吗？

    杨保军：刚才我讲的是一个大城市的情况。中等城市呢？多是跟风，丧失了鉴别能力，觉得马路窄了不过瘾，动不动就搞60米、80米宽的道路。有的城市，规划限制道路宽度为40米，结果他们非要搞成100米。去年建设部等四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清理和控制城市建设中脱离实际的宽马路、大广场建设的通知》，但这种情况仍屡禁不止。他们的对策是：分成二期建，先建一期，再等着政策解冻。小城市也这样搞，一些小城镇也学起来了。最近有一位民主党派人士提出，城市建设出现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乡村，乡村也在抄城市，也搞这样的东西，危害很大。

    高层缘何三令五申

    王军：你对大马路为何这样反感，甚至认为它潜伏危机？

    杨保军：比如那条160米宽的马路，从功能上看，根本比不上把它分解成二条或三条马路的情况。为什么？一条车道3．5米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