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就会增加，移民费用就会增加。问题的实质是，海拔177米移民迁移线是一个不能动摇的水平线，120万三峡水库移民是按照这个水平线核算的，可以肯定，175蓄水以后，再加上运行淤积，库区尾部会大大地翘起来，大部分地区淹没水位会远在177移民迁移线以上。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三峡工程的移民肯定超过120万！也就是说，还有比世人所知道的更多的人被强制性移民，而且可能摊薄整个移民费用。

    像所有的糊涂账一样，三峡移民数到底是多少也是一笔糊涂账。是利益集团故意搞的糊涂账，还是因为事情繁杂压根儿搞不清楚，存疑。以我对三峡工程决策历史的探察和开工以后的长期跟踪，我更倾向于前者。

    我曾经和三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国家移民局局长李伯宁不止一次交流过，三峡工程一百几十万移民怎么移？他是“三峡开发型移民”的倡导者和大力推动者，甚至说三峡移民是“李伯宁工程”。湖北、四川、重庆都对他有意见，说老爷子太主观，不了解三峡库区的实际情况。“三峡开发型移民”的移民方式是“就地后靠”，就是人往高处走。李伯宁拍过胸脯，说三峡移民一定能就地安置。许多人反对这项移民政策，说三峡地区都是高山峡谷，生存容量有限，不可能容纳那么多移民。曾经担任过重庆市市委书记，后来担任四川省省长的萧秧就当着我的面，多次批评李伯宁的三峡移民政策不可行，不管李伯宁领导的国家移民局怎么强调，他还是眼睛向外找出路。但是，说老爷子不了解实际情况是冤枉。李伯宁曾经是拟议中的三峡省的省委书记，还在筹备期间，他就组织拍了《穷山的呼吁》，极言三峡库区农民的恶劣生存境遇，在北京引起很大的震动。

    说李伯宁不了解移民工作和历史也不对，他从1950年代初就在水利部负责移民工作，而且一辈子没离开过水利，没有离开移民问题。他对1949年以后的1000多万水库移民有“三个三分之一”的评价：三分之一生活不错，三分之一勉强生存，三分之一没有安置好。实际上，真正安置好的只有三分之一。那么李伯宁为什么偏要坚持“就地后靠”、“就地安置”的三峡移民政策？为什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实上今天大量三峡移民外迁，似乎在证明李伯宁错了。事情没那么简单。了解中国水库移民史的人都知道，被强迫的外迁，并不意味着不返迁，水库移民外迁的历史，也是水库移民返迁的历史。我手里没有返迁的具体数据，但是知情人说，不是个小数字。不需要在历史上找依据，三峡外迁到海南、新疆、黑龙江等地的移民返迁就是明证。很多时候，返迁的理由与生存容量没有必然的联系。

    我没有跟李伯宁深入地探讨过“开发型移民”政策的由来，但是我相信与移民的历史及其笼罩在历史之上的阴影有关。他曾经心有余悸地回忆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搞运动的主力是新安江等地没有安置好的水库移民，特别是外迁后又返迁的移民，揪斗水利部领导最凶的也是这些人。新安江水库（1957—1960）建设开1949年以来、也是开中国有史以来大型水库移民之先河，移民总数30.6万。新安江水库分三个阶段：1956—1957年试点阶段，1958—1960年大规模迁移阶段，1961年以后的调整阶段。问题出在了1958年以后。当时政府的移民口号和方式是：“多带好思想，少带旧家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一把锄头，一副铺盖，徒步行军”（牟默 蔡文楣《新安江移民的历史回顾》）。结果移民费用增加了一倍，遗留问题至今。有人说，美丽的千岛湖水是新安江水库移民的泪水积攒而成的。

    1980年代初建成葛洲坝之前，中国水坝有三大明星，除了新安江之外，还有三门峡水库、丹江口水库。三门峡水库（1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