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于几位皇子、公主的婚费、诸王就藩的庄园等大笔的开支，不但早已耗尽了张居正当国十年所积贮的财富，还必须一而再、再而三的向百姓增加赋税，原本丰足的大明天下已然变成民生凋蔽、哀鸿遍地的惨酷荒原了；而这时据有辽东的努尔哈赤却已日渐茁壮——

    到了万历四十三年，皇宫中发生了“梃击”案——一名叫张差的男子在受人的指使下，手持木棍，闯进皇宫，意欲打死已被立为皇太子的常洛——这当然是件令举国哄动的大事，但是，经过调查后，既发现这件事的背后主谋乃是万历皇帝所最宠爱的郑贵妃，一切也就只好“不了了之”了；但是，这个事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上自万历皇帝、郑贵妃、皇太子常洛之间的心结、朝臣的反应，下自民间的舆论，在在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而且连带的引起此后的“红丸”和“移宫”两案，对整个大明朝造成了无法估计的伤害。

    而处在这么一个黑暗的时代，任何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份子内心中所共同存在的感受就是痛苦；幸而，“东林”所抱持的人生态度既是积极入世的，虽然在现实环境中屡屡遭受挫折和失败，也不放弃任何的努力；在高攀龙的率领下，东林诸人继续透过讲学来追寻一个理想中的未来世界，以维系人心中的希望，也继续透过各种努力来与为他们所目为“小人”的三党对抗；同时，他们也成功的培养出了下一代的优秀人才；高攀龙的学生杨涟、左光斗等都已在万历三十五年考中进士；年轻一辈参加东林书院讲会的也已有许多人开始崭露头角、中试任官，为“东林”带来了一股新的希望，也激励着东林诸人再接再厉的努力不懈——

    万历四十八年（西元一六二零年）的七月，万历皇帝病逝，皇太子常洛继立，拟定“泰昌”二字作为第二年改元的年号，不料根本没有用上——他只做了二十多天的皇帝就因为吃下一颗“红丸”而暴毙了——大臣们只好把这一年的八月以后改为泰昌元年，泰昌皇帝也立刻有了“光宗”的庙号。

    朝中只好再换皇帝——由常洛的长子，十六岁的由校接位，以第二年为天启元年。

    而就在换皇帝的过程中，“移宫”案随之发生：原来郑贵妃为了怕常洛继位后与她计较前嫌，为了巴结常洛而大力拉拢常洛的选侍中最得宠的“西李”，两人在常洛暴毙后合谋揽权，西李且占住乾清宫不肯迁出，经过杨涟左光斗等大臣的据理力争，这才顺利的解决问题，新登基的天启皇帝得以迁入按惯例由皇帝居住的乾清宫。

    “三大案”总算在表面上告一段落了，杨涟、左光斗等东林中人在“移宫”案中的作为也立刻在短期间收到了回报，东林的另一个后起之秀汪文言则很巧妙的联结了对天启皇帝很有影响力的大太监王安，有了这几重关系的运作，东林很快的在朝廷之中占尽了优势。

    以往在政争中失位的东林人物开始重回政治的舞台，高攀龙从光禄寺丞的职位开始复官，不久就升为光禄少卿，邹元标、赵南星、叶向高等人也全都复官，而且深受重用；到了天启三年（西元一六二三年），东林诸人再一次的运用“京察”大计京官的机会，很成功的排除、整肃了他们的政敌，把他们目为“小人”的三党党人驱逐得所剩无几；朝中的重要职务则几乎全由东林人物来担任，像叶向高出任了内阁大学士，赵南星出任吏部尚书，高攀龙出任都御史，杨涟、左光斗、魏大中、李应升、周宗建、缪昌期、周起元、周顺昌、黄尊素——等人全都出任重要职务，一时间，东林的声势达到了鼎盛。

    然而，正因为“东林”不是一个有形的组织，不是一个政党，而只是一群有学问的正人君子所自然而然的聚合在一起的无形的团体，他们每一个人都读了许多书，个性耿介正直，讲求气节操守，也满怀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理想，但却没有实际上的政治理念及施政方针；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