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詹尼就在樓下電話間里。”

    這是服務台管總机的那個姑娘對我說的，盡管我還沒有告訴她我是誰，也沒有說明那天（星期一）晚上我到布里格斯堂來找什么人。我很快就得出結論：這意味著形勢對我有利。很明顯，招呼我的那個拉德克利夫女學生是《猩紅報》的讀者，知道我是誰。這种事情以前有過多次，那倒沒什么。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詹尼說起過她跟我有約會。

    “謝謝，”我說。“那我就在這儿等一會。”

    “對康奈爾的那場球太气人了。《猩紅報》說有四個家伙打了你。”

    “嗯。可反倒是我被罰出了場。而且一罰就是五分鐘。”

    “就是嘛。”

    一個朋友和一個球迷的區別就在于：同球迷交談，話很快就說完了。

    “詹尼的電話還沒打好？”

    她查了一下交換机，回答說：“沒有。”

    詹尼究竟在跟什么人通話，竟然不惜占用原定同我約會的時間？是不是哪一個學音樂的書呆子？我并非不知道有個名叫馬丁·戴維森的，是亞當斯樓的四年級學生、巴赫樂社管弦樂隊的指揮，此人自以為有贏得詹尼青睞的特權。可是想要把詹已占為己有是做夢；我看這家伙頂多只有擺弄指揮棒的本領。不管怎樣，我得制止這种侵占我的時間的行為。

    “電話間在什么地方？”

    “在拐角那儿。”她說著朝那個方向一指。

    我徐步走進穿堂，老遠就能看見詹尼在通電話。她沒有把電話間的門關上。我慢騰騰走過去，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希望她會看到我，看到我臉上的繃帶，看到我傷成這樣，希望她會感動得把電話砰的一扔，馬上扑到我怀里來。再走過去，我已听得見通話的只言片語：

    “對。那當然！一定這樣。哦，我也一樣，菲爾。我也愛你，菲爾。”

    我站住了。她在跟誰說話？這人不是戴維森——他的姓名從頭到尾都沒有菲爾兩個字。我早就查過哈佛的花名冊：馬丁·尤金·戴維森，紐約河濱大道七十號。音樂美術高級中學畢業。從他的照片上可以看出，這人善感、聰明，体重大約比我輕五十磅。不過，我又何必為戴維森煩惱呢？事情明擺著：為了一個叫菲爾的什么家伙，戴維森和我都已被詹尼弗·卡維累里一腳踢開了，此刻她正在電話里給那個家伙送飛吻呢！（簡直令人惡心！）

    我和她分手才四十八小時，居然有一個叫菲爾的混蛋已經偷偷摸到詹尼床上去了（一定是那樣！）。

    “是的，菲爾，我也愛你。再見。”

    她挂上電話，看到了我，連臉儿也不紅一紅，笑嘻嘻地給了我一個飛吻。她怎么能這樣耍兩面手法呢？

    她在我沒有受傷的那半邊臉上輕輕一吻。

    “嗨！你的樣子好嚇人。”

    “我受傷了，詹。”

    “對方那個家伙是不是更慘？”

    “嗯。慘多了。我總是把對方搞得更慘。”

    我盡量把話說得惡毒，話里隱隱嵌著這樣一層意思：無論哪一個情敵，要是趁詹尼對我眼不見、心不想的時候偷偷摸到她床上去，我非叫他飽嘗老拳不可。詹尼拽住我的衣袖，我們一道向門口走去。

    “晚安，詹尼，”服務台那個姑娘跟她打招呼。

    “晚安，薩拉·簡，”詹尼應了一句。

    我們走到外面，在剛要跨上我那輛MG牌跑車１時，我猛吸了一口晚間的空气，盡可能裝得漫不經心似的問：

    １這种汽車原是体育比賽用車，最早由英國Moms Geqe。公司制造，故稱MG牌汽車。

    “呃，詹……”

    “嗯？”

    “呃——菲爾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