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結束！”我往往就這樣回答她，畢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長。“再說，這個時間我也可以用來學習。”不過，一到星期六下午，我還是會把半導体收音机貼著耳朵，把球迷們的助威吶喊听上個半天，從地理上說這批球迷离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現在他們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

    在同耶魯比賽的時候，我利用校隊俱樂部會員的特殊權利，給法學院的一位同學羅比·沃爾德弄到了座位。羅比感激涕零地离開我們的住處以后，詹尼要求我再給她講一遍，到底什么樣的人才有資格坐校隊俱樂部會員專座。于是我就再一次給她解釋：不管是老是少，個大個小，社會地位是高是低，凡是在運動場上給堂堂哈佛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都可以在那儿坐。

    “水里的也一樣？”

    “体育明星就是体育明星，”我回答說，“地上水里都一樣。”

    “就是你不一樣，奧利弗，”她說。“你是個‘冰凍了的’。”

    我沒有接她這個話茬。我以為這無非還是詹尼弗嘴利，說句俏皮話頂頂你，我也不愿意多琢磨她問哈佛大學的体育傳統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含義。譬如說，隱隱約約可能就有這樣的意思：雖然軍人体育場可以容納四万五千觀眾，可只要是當年的運動員，就會全部去坐在那個特座區里。全部去坐在那里。老的，少的。水里的，地上的——甚至還有“冰凍了的”。那些個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以不肯去運動場，難道僅僅就是為了省六塊錢？

    算了，她心里就是還有什么別的想法，我也不想去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