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想到上帝。

    我是說，冥冥之中存在著一個最高主宰的想法，開始悄悄地潛入我的心房。倒不是因為上帝要這樣對待我——應該說，是這樣對待詹尼——而我心里就恨不得對准他的面門飽以老拳，揍他一頓。不，當時我的那一种對神明的觀念恰恰与此相反。比方說，我早晨醒來看到詹尼在那里，還在那里，那時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讓我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讓我醒來還能看到詹尼弗。這話說來真不好意思，簡直太難為情了，但我确實希望如此。

    我拚著命保持常態，所以准備早點等等的事我當然還是讓她去做。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頓見面嗎？”她問，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誰？”我問。

    “六四屆的雷蒙德·斯特拉頓，”她說，“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哦，對。我們約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扯淡。”

    “你說什么，詹？”

    “你還是去打你的壁球，預科生。我可不要一個不運動、光長膘的丈夫，混蛋！”

    “好吧，”我說，“那咱0〕就到鬧市里吃晚飯去。”

    “干嗎？”她問。

    “你問‘干嗎’是什么意思？”我直著嗓門大叫，竭力擺出往常那副佯怒的架勢。“難道就不興我帶我的鬼婆娘下館子去吃頓飯？”

    “她是誰，巴雷特？她叫什么名字？”詹尼問。

    “你說什么？”

    “你听我說，”她解釋道。“要是做丈夫的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帶老婆下館子，那准是跟別的女人搞上了！”

    “詹尼弗！”我咆哮起來，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愿意在我的早餐桌上听你這种胡扯淡。”

    “那你就老老實實回家，把屁股坐到我的晚餐桌旁來。OK？”

    “OK。”

    我就告訴這位上帝——且不管那上帝是何許神人，位于何方——只要這個現狀能夠維持，我就甘愿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道，我可以一直埋在心里。主啊，你听見我的祈求沒有？你要我付出什么樣的代价都可以。

    “是奧利弗嗎？”

    “找我嗎，喬納斯先生？”

    他一個電話把我叫到了他辦公室里。

    “你了解貝克事件嗎？”他問。

    我當然了解。羅伯特·勒·貝克是《生活》雜志的攝影記者，那次他打算拍攝一個騷亂場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樣。喬納斯把這個案子列為事務所經辦的重點案件之一。

    “我知道警察接了他一頓，先生，”我對喬納斯說，一副輕松愉快的樣子（哈！）。

    “我希望這案子由你去辦，奧利弗，”他說。

    “就我一個？”我問。

    “你可以帶一個年輕人作助手，”他說。

    年輕人？事務所里數我最年輕。不過我領會他這話里的信息：奧利弗，盡管你的實際年齡還輕，可你已經是這個事務所的“大老”之一了，跟我們彼此彼此了，奧利弗。

    “謝謝你，先生，”我說。

    “你什么時候可以去芝加哥？”他問。

    我已經拿定主意不告訴任何人，自己精神上的重壓，決定由我獨個儿承擔。所以我向喬納斯老頭支支吾吾胡謅了几句，究竟說了些什么，我都已經記不得了，反正大意是說我覺得這陣子我不能离開紐約，希望他諒解。但我知道，對于這個顯然大有深意的表示我作出如此反應，當時肯定使他大失所望。哦，喬納斯先生啊，喬納斯先生！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

    一個怪現象：奧利弗·巴雷特第四下班比以前提早了，可是回家的步子反倒走得比以前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