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朝来说，建州左卫的通贡，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了——不到两千人口的建州左卫，比起全国最小的一个县份的规模来都还嫌小呢——因此，公文来了，也就依往例办理，几纸文书在户部和吏部等几个单位打了个转之后就出去了；满朝的官员没有人认为这件事还需要再思考、再研究，更没有人认为这件事有半点重要性；只有处理档案的小吏，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一字一句的把这件事抄在记录里，以做为日后修“实录”时的资料；抄完后脑中也就不留任何的印象了，更遑论是日理万机的首辅申时行，甚或是一机都不理的万历皇帝。

    申时行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为了立储、暂停早朝、经筵等几件事，朝中的大臣们对他的“乡愿”的处理方式，抱持“不满”的人越来越多；除了原本就暗潮汹涌的政治上倾轧、斗争的对象、一向被他视为假想敌、觊觎他首辅宝座的次辅许国等人之外，更有一股新的势力在逐渐成形，虽然还没有茁壮到足以产生出重大的影响力来，但是，久居政坛的他，尽管表面乡愿，实际上还是拥有着极敏锐的“政治鼻”——这股新兴的势力尽管还没有造成气候，他敏锐的政治鼻却已经嗅出味道来了。

    那是以顾宪成和雒于仁为首的两股力量。

    雒于仁是个狂狷之士，脾气又直又冲，再加上脑袋里装满了典籍中所记载的古圣先贤的政治理想、古代的明君圣主的种种作为，以及历代的盛世的美好状况，对现世的不满便既强烈而又随时会脱口而出的大事抨击；他的态度倨傲，言辞犀利，气势凌人，外加一副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口头禅，竟己开始赢得了一些人的共鸣，几个人经常聚在一起，严厉的批评着时局，隐隐的形成了一个小集团。

    顾宪成的发展与雒于仁类似而略有不同——尽管顾宪成在内心深处的政治理想和不满现状与雒于仁是一致的，但是因为两人的个性不同，表现的方式也就有所殊异；顾宪成的外表温文儒雅，思虑细密严谨，学养深厚，说起话来总是不疾不徐的引经据典、条理分明的说古论今；因此，他就更孚众望，尤其是年轻一代初涉官场、内心的理想还没有全部被现实吞灭的为数众多的中、下级官员们，人人都喜欢听他发表从学术出发的时事评论，因此，自动聚集到他身边去的人与日俱增，也隐隐的形成了一个小集团。

    种种的情况，看在老于世故的申时行眼中，背就驼得更厉害了——他的心里当然是雪亮的，这些新兴的势力都是冲着自己来的——他的心里更是隐隐的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两股新兴势力的领袖人物都是年轻人，年轻得如初升的旭日，初发的绿芽般的朝气蓬勃，充满了生命力，仅仅这一点就已经给他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和威胁——夹处在万历皇帝和满朝大臣之间，他早已没有任何进取、作为的想头，只求能够安稳的保持住自己的官位而不被迫下台；可是，这些年轻人却像不肯成全他似的，一心想把他赶下台！

    “一群少不更事的毛头小子……”

    他不由自主的从心底深处发出了一声慨叹：“书读多了，就只知道汉文景、唐贞观的典故；摸不到大明朝的万历爷的心，想什么还不都是白搭！”

    顾宪成口中再三重复着、期许着的“万历之治”，何尝没有出现在别人的心中出现过呢？又何尝不是他曾经怀抱过的理想呢？早在十四年前，万历皇帝接掌帝位之初，满朝的文武大臣，乃至于全国的一亿百姓，谁不满心的盼望着“万历之治”的到来呢？尤其是故太师张居正，鞠躬尽瘁了一辈子，所为的还不就是“万历之治”这四个字吗？结果又是什么样的下场呢？祸遗子孙而已！

    从张居正下世至今，整整的四年了，四年来，“万历之治”这四个字已经只是心中的一场故梦了！

    张居正的一切苦心都白费了，受过完整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