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下录用了她。现在，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还有工作要干，你也一样。”

    他一个字也没有再说，怒冲冲地冲了出去。

    我看见西尔维亚坐在桌子的远端，手撑着头，凄楚地盯着咖啡杯。我拼命想压下火气，但无法不感到失望和——是的，难堪。为她，也为我。

    但当我走近她时，我提醒自己，既然弗朗索瓦肯定已经训了她一顿，她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番指责。显然她正经历着自信危机，需要得到二些支持。

    “你好，西尔维亚，”我柔声说，“想谈谈吗？”

    她摇摇头。

    “说说吧，这样你会觉得好些。”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马修，我觉得自己太可耻了。过去这些个月里我对自己想干什么非常自信，然而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心就碎了，人就垮了。”

    啊，原来这样。她失去了做医生的超脱。难道她没有意识到现在不是应该被这样的同情心摆布的时候吗？

    “我应该更冷酷点儿。”她责备自己。

    “如果你更冷酷点儿，你就不是你了。”我温柔地说。

    “那就说勇敢点吧。这些人简直是生活在地狱里，可我即使是作为一个局外人来面对他们都做不到。”

    “别说了，”我命令道，“弗朗索瓦第一天要求太高了。对了，你按时喝水了吗？”

    她避开了我的目光。

    再责备她也没有意义了。我只是走过去，给她拿了2升瓶装水。“现在喝掉一瓶，今天剩下的时间里别再忘了喝水。至于别的一切，我只有两个字要说。”

    “什么？”她急切地看着我。

    “长大。”

    不知因为什么，她笑了起来。

    10分钟以后，当我们终于离开食堂时，她得到了足够的鼓励去面对最严重的医学挑战。

    刚出门口，她用双臂搂着我说：“谢谢，马修。”

    然后她吻了我，其热烈的程度使我们在飞机上的拥抱显得就像只是友好地啄了一口。

    这可不是平常的一天。

    在处理游击队员的枪伤之外，我诊断和治疗的病人自己都数不清了。如果不是我们正好在那里，许多病人就会死去。

    此外，我们的到来使至少十几名沙眼病儿免遭失明。这种暗中作祟的眼部炎症总是在卫生条件最差的情况下肆虐，使他们失去视力。但及时涂用强力霉素（多么容易——谁能想像生活中没有抗生素？）就能完全治愈。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在那天治疗的最后一位沙眼病人。他是个叫做达威特的聪明的小男孩，在好几个小时的等待中学会了一两个英文单词。他喜欢用各种各样的声调叫我“医三”，每叫一次就咯咯笑个没完。他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但角膜或结膜还没有开始结痴，使用一段时间强力霉素就会使情况好转，不会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但是我们手头没有药膏了。我让艾达向达威特的母亲解释，要她第二天早上再带达威特来一趟。

    第二天，哪儿也找不到这母子二人。

    而且，哪儿也找不到一管强力霉素。在我留在非洲的那段时间里，只要我们一进药，我一直在寻找这个小男孩，想把他从终生失明的命运中解救出来。我再也没有能够找到他。

    我认为最好的医生，是那些既记住了自己的成功，同时也记住了自己的失败的医生。这会给他们必要的谦虚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一想到厄立特里亚，我就想到那些我没有能够拯救的人，想到小达威特。

    还想到西尔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