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午，我给奥斯特莱谢太太打电话，感谢她同意把公寓卖给我，特别感谢她慷慨地提出送给我钢琴，但很遗憾我无法接受。她很有礼貌地答复说她能理解，但听得出来很伤心。

    就这样，我于6月从波士顿搬了过来，那时黄昏还不太热，足以吸引慢跑锻炼的新手。

    我甚至找到了一个清洁女工来给我收拾满地扔着的袜子和护腿，弄出些整洁的样子来。我常常回家看见她给我留下的富有营养的晚餐，可以放在微波炉中加热后吃，同时还附有一张这类责备性的条子：

    亲爱的医生，健康是从家里开始的。你的玛丽·贝斯

    根据合同，我有两个实验室助手，他们毫无疑问地加速了我工作的进展。我每周有3个下午从事小儿神经科的治疗。尽管很遗憾，我主要处理的都是些除了提供诊断外已无法进行治疗的病人，但我仍很高兴能和小病人直接接触。这也起了提醒我为什么要从事我所进行的研究的作用。

    到80年代末，基因工程终于产生了一些具体结果。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开发出了一种技术，可以激活一个特殊的t细胞杀手，它能摧毁老鼠体内的某些肿瘤。

    我的生活也并不是只有工作没有娱乐。我是说，至少一年一次，我会到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去，如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檀香山、东京等（我的同事们确实知道如何选择开会地点）。而我非去不可，因为我已是会长了。

    在那些年里，这些活动给我带来了还说得过去的社交生活：偶尔的短暂的浪漫。我认为其中有些女人是有可能发展的，但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不论她们有着怎样的天资和性格，她们不是西尔维亚。

    我们当时都有一种紧迫感。弗伦奇·安德逊，我们这个领域中的先驱者之一，很好地表达了我们大家的这种感觉：“问一问只能再活几个月的癌症病人，问一问肉体正在枯缩的艾滋病人……这种‘紧迫’来自对需要帮助的同胞的出于人性的同情。”

    但如果我们这个分支在医疗上真要想起飞的话，还得华盛顿官方有勇气允许我们在人的身上进行我们治疗方法的试验。

    这里牵涉到各种各样的道德和医学问题。认为这是对上帝的工作的干预的想法是一种从教义出发的反对意见。还有正常的担心，说如果人体内至少有着10万个基因，那也许可能错误地激活了不该激活的基因，从而造成某种异常赘生物的噩梦。

    然而，直到我们能在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内找到什么人愿意从信仰上来个飞跃，我们的斗争就将一直是一出没有结局的戏。慎重的小组委员会总能设法逃避这个问题，直到把它变成学术问题，也就是说，病人死去了。得有人去强迫他们在还有一点时间的时候让我们干预，于是这就成了我的任务。

    我是在乔希·李普顿快死时遇见他的，他是个可爱的、头发乱乱的11岁男孩，从休斯顿转来前已经用化疗、放疗和手术对他那无情地生长着的延髓肿瘤进行过治疗，但都没有效果。现在他最多只能活几个星期了。

    尽管医疗科学的箭袋中的每一支箭都为他用过了，乔希和他的父母仍在斗争。他牢牢地紧抱着生命不肯松手，他的父母继续寻找着其他可能的方法，甚至不惜到墨西哥河对岸的“绝望者诊所”去打听他们的异端疗法。

    我决定向华盛顿请求特准处理。我请两位国际闻名的专家提交了宣誓证词，说明一切已知的医疗手段已无法帮助这个男孩。既然已不会造成进一步的痛苦或伤害，他们敦促政府的头头们允许我们试用我的方法，这个方法成功地——至少在实验室中——遏制了肿瘤的生长。

    当政府官员们道貌岸然地讨论和争辩之际，乔希的生命正在迅速衰竭下去。一天傍晚我给他做了检查，意识到在这无尽无休的文件旅行中的下一份文件将会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