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证明。

    尽管我不认识委员会的主席斯蒂芬·格拉宾纳博士，我还是直接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

    “你是不是要我在他的葬礼上宣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他治疗的批准？见鬼，你们认真点，好不好，博士？冒一下险吧。是我的脑袋有危险，不是你们的。”（其实是乔希的脑袋，但在这类激烈的斗争中，病人常常会发现自已被推到了次要地位。）

    电话线的那头似乎有了点反应。心灵唤醒了理智，理智唤醒了意志。

    “明白了，希勒大夫。我来看看能不能在周末召开委员会。”

    奇怪的是，在有些重大事件上你记住了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1991年3月14日星期四凌晨将近3点钟，我们坐在实验室里正要开始品尝一种新的佳肴，我特地从北风餐馆定来的熏鲑鱼比萨饼。这时，电话铃响了，找我。我斗胆想道，半夜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可能是小事。

    “嘿，马修，我是斯蒂夫·格拉宾纳，对不起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可是我知道你不会愿意我等到天亮的。我就不拿细节来烦你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同意你进行一次这种治疗，不得重来。明天上午我把同意书给你传真过去。”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格拉宾纳博士，斯蒂夫，你叫我说什么好？”

    “啊，”他既轻松又疲倦地答道，“你可以说你绝对可以肯定这不会变成一件恐怖的事。”

    “哎，我没法儿说这种话，你是知道的。”

    “所以我要去喝上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上床睡觉。晚安，老伙计。”

    当我迅速列出要叫醒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时，疑虑和不安开始袭上心头。我承担了把一个人的生命带上未知航程的责任。尽管乔希的父母已向我保证他们不抱幻想，但一想到我的失败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痛苦，我仍然觉得受不了。

    时间太宝贵了，我给乔希病房的值班护士打电话，让她把乔希的父母立刻叫来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她回答说李普顿先生和太太已经在儿子的病房里了。

    由于强烈地意识到每一粒沙子正不停地从沙漏中漏下，我冲过院子，跳上电梯。今晚电梯上数字变动之慢令人痛苦。

    到达乔希的楼层后我冲向他的病房。芭芭拉和格里格·李普顿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他们的高兴实在是为时过早，让人不安。

    “啊，希勒大夫，真是个好消息。”芭芭拉激动地说。

    “谢谢你，大夫，”父亲比较清醒地说，“你给了我们又一次机会。”

    我知道自己最困难的任务是保持信心而又不完全排除疑虑。这很微妙，但我必须这样做。他们和我一样必须有失败的准备。

    孩子已经醒了，我们友好地交谈了几句。我的高级实验助理里萨在准备器械。

    我问小病人他知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爸爸说这是又一次击球，是种新药什么的。”

    “不是药，”我解释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种办法，把你血液中的细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让它们回到你的身体里去把肿瘤永远吞灭。”

    他睡意矇眬地点了点头。我从盘子里拿起注射器，想在孩子瘦骨零丁的胳臂上找一条没有被针扎过的血管。我尽可能轻地把针扎了进去，抽了血。

    里萨这时急急回到实验室，两个助手等在那里，开始了那缓慢的、棘手的、仍未能证实的、将他的t细胞进行处理使它们能向肿瘤进攻的过程。

    清晨6点，我实验室的设备嗡嗡作响，激活过程正在进行。这需要时间，而最缺乏的正是时间。我没有事情可做，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里萨是唯一有胆量指责我的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马特，你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去踱方步？你搞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