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都紧张得要命。”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医院新闻官员华伦·奥立佛打来的。

    “嘿，希勒，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心情公开我的焦虑，因此努力回避问题。但他很坚持。

    “我听说你得到了华盛顿那帮人的同意，怎么回事？这可是新闻，老兄。这是了不起的新闻。”

    “只有成功了才是。”

    “会成功的，对不对？再说，就是不成功，你是第一个获得同意这样做的人，仅仅这一点对我们就很有利呀。”

    我尽力控制住火气，提醒自己他的任务是在报纸上得到报道，这正在迅速成为医学中的一门专业。

    “对不起，华伦，现在我实在是忙得要命。”

    “好吧，只是不要忘了我的存在，马修。我们是一起的。你是内勤，我是外勤。”

    我不等他说完他那套打气的话就挂上了电话，发誓不对我的实验室人员做华伦对我做的事。

    我告诉大家我要离开医院去吃早饭，而且几个小时之内不会回来。他们没有掩饰感激之情。

    三天后我们结束了反病毒基因转换，可以把新细胞导人病儿的血液中去了。虽然没有人正式知道将发生什么事，但即使在他病房外的走廊里都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

    孩子的父母分别站在乔希枕头的两边握着他的手，我坐在床上开始往他的血管中注入这魔剂——这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叫的。我尽量显得有信心。

    “这些细胞怎么知道该往哪儿去呢，大夫？”事后芭芭拉问我道，“难道它们没有可能消失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吗？”

    这是我噩梦中出现的状况。“呃，”我没有直接回答，“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脱氧核糖核酸地址。我希望我的病毒有着正确的邮编号。”

    从病人身上看不到立刻的反映，好的和坏的都没有。

    我们进入了观察阶段。

    此后的日子里，除了慢跑和取邮件，我几乎一刻也不离开医院，每天去看乔希五六次，做例行的生命特征检查，观察他的眼睛，等等。

    一次，他的父亲堵住了我，极力想在信息上捞几根稻草。“现在情况如何，大夫？”

    “现在要说出个所以然来还为时过早，格里格。”

    “那你为什么老是给他做检查？”他问。

    我怎么能对他说实话，告诉他我只是想检查检查，看他的儿子是不是还活着？

    在第5天快结束时，我们把乔希送到放射科去做术后第一次扫描。当放射科专家阿尔·雷丁使劲往一个微型磁带录音机里口述他的观察所得时，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周围。

    “肿瘤大小是1.5×2×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较，表明没有增大。”

    从旁观者中发出一阵嗡嗡声。

    “我没听错吧，阿尔？”我问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说肿瘤一点儿也没有长吗？”

    “我想刚才我就是这么报告的，马修。”雷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一面挪开身子好让我更仔细地看看。

    这时我突然满怀希望，但却没有勇气和别人分享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诉他的父母，而他们的反应和我们谨慎的放射学家正相反。

    芭芭拉开始轻轻地哭了起来。“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经不发展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这么说呢，”我警告道，“再说，只要有一丁点的肿瘤，就总会有大出血的危险。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呢。这也可能是暂时的缓和。现在我要再给他导人一些我们做好的新细胞。”

    但是现在我抱乐观态度了。谨慎的乐观。

    4天以后的扫描表明，肿瘤不仅停止了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