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6月

    “奥利弗，你有病呢。”

    “你说我什么？”

    “我说你病得还不轻呢。”

    这个诊断倒吓了我一跳，一本正经告诉我的这位大医学家，敢情是这么一大把年纪才当起医生来的。说实在的，一直到昨天我还只当他就是一个专做糕点的大师傅呢。他名叫菲利普·卡维累里。他的女儿詹尼，原本是我的妻子。后来詹尼去世，撇下了我们两个，还留下了一段叮嘱，要我们相互扶持相互照看。因此我们就每个月过访一次：要就是我上克兰斯顿去看他，两个人一起玩玩保龄球，痛痛快快喝两杯，吃吃异国风味的匹萨饼；要就是他来纽约跟我相叙一番，各种各样的消遣我们也一样玩得尽兴。可是今天他一下火车，却没有照例说几句亲见的粗话作为见面的招呼，而是大着嗓门对我嚷嚷：

    “奥利弗，你有病呢。”

    “真的，菲利普？你医道高明，那倒要请问，我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

    “你没有个老婆哪。”

    他也没有再细说，就一转身，提着他的人造革旅行包，往出口处走去。

    在一派晨光的照耀下，纽约这个玻璃加钢的世界看去倒也似乎不是那么讨厌了。因此我们俩一拍即合，决定步行，到我那个“光棍窝”（我就爱把我现在的家戏称为“光棍窝”）要过足足二十条马路呢。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四十七号街，菲尔转过脸来问我：“你晚上都怎么过的？”

    “哎呀，忙着哪，”我答道。

    “哦，忙得很？那可好。都跟谁作伴呢？”

    “夜半突击队。”

    “夜半突击队是干什么的——是街头党，还是摇滚帮？”

    “都不是。是我们几个律师自愿利用业余时间到哈莱姆①去尽点义务。”

    ①纽约的黑人聚居区。

    “一星期去几个晚上？”

    “三个，”我说。

    又不作声了，两个人慢慢走啊走的，离闹市区渐渐远了。

    顺着公园大道走到五十三号街，菲尔又一次打破了沉默。“那不是还有四个晚上闲着吗？”

    “事务所里还有好些事情得带到家里加加班。”

    “喔，那倒也是。该加班还是得加班。”我承办的案子涉及的都是时下许多热点问题（例如征兵问题），我案子办得这样认真，菲尔听了却好像连心都没有动一动。因此我只好再稍微点一点，让他知道知道我这些案子有多重要了。

    “我还经常要到华盛顿去。下个月就要去出庭辩护，有件案子事关宪法修正案第一条①。案子里的这位中学教师……”

    ①美国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通称“人权法案”。修正案第一条涉及的是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啊，为教师辩护，那是好事，”菲利普说。然后又像顺着话头漫不经心似的添上了一句：“华盛顿的姑娘好不好？”

    “这倒不了解。”我耸耸肩膀，只管走我的路。

    顺着公园大道走到六十一号街，菲尔·卡维累里却站住了，盯着我的眼睛直瞅。

    “你到底要到什么时候才打算把你的车重新开得欢蹦活跳？”

    “事过未久，哪儿能啊，”我说。心里却想：伟大的哲人说过“时间可以愈合创伤”，可就是忘了交代清楚这时间到底需要多久。

    “两年啦，”菲利普·卡维累里说道。

    我马上纠正他：“才十八个月哪。”

    “啊，对，不过……”他嘴上应着，可是嗓音沙哑了，渐渐低得听不见了。可见他也至今还感觉到那个十二月的冬日的寒意——这可是才……才十八个月前的事啊。

    到家还得过好几条马路，我不想让这凄凉的气氛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