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心中立刻展开了反弹，清算起张居正的一切。

    虽然他的这个心理反弹不过是他与张居正之间的“个人恩怨”，但因为两人的身分一为帝王，一为有丞相之实的首辅，所造成的影响就至深至远了。

    张居正生前的努力全部“人去政亡”，辅政十年，治理得国富民乐的帝国开始走下坡；继任的首辅一个不如一个，并且有监于他的下场，没有人敢效法他“有担当、有决心、有作为”的做官态度，没有人敢再存有“万历之治”的希望，只想以“乡愿”的方式安居其位；而朱翊钧更因为少了张居正的管束，开始放纵自己，沉迷在酒色财气之中了。

    努尔哈赤的情况却正好与他相反。万历十一年，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遭到明朝的辽东总兵李成梁假手尼堪外兰杀害；二十五岁的他悲愤填膺，誓报祖、父之仇，以仅有的十三副甲和不满百人的部属起兵，征讨尼堪外兰，从此，他展开了无休无止的征战岁月，寸土寸血的开疆拓土，逐渐奠立出一个国家的规模来。

    此后的四十多年间，两人的发展更是两极化；当努尔哈赤驰骋沙场、浴血苦战的时候，朱翊钧在金璧辉煌的大明皇宫享受醇酒美人；当努尔哈赤率领着全部的部属、百姓胼手胝足的建立自己的城邦、国家的时候，朱翊钧却开始自掘坟墓的耗费了全国两年总岁入的八百万两银子建筑定陵；努尔哈赤的十六个儿子个个在马背上长大，人人勇猛善战，朱翊钧却因为溺爱宠妃所生的三子常洵，闹出了“立储”的风波，使朝廷和民间舆论为了这件事而争论不休；当努尔哈赤在辽东统一女真诸部，以“七大恨”誓师伐明，连下辽东几大重镇的时候，朱翊钧却已三十年不上朝，枕在美人膝上吸“福寿膏”，开“矿税”搜刮民脂民膏来充实私库，弄得民不聊生……

    而历史毕竟是公道的，埋下了什么样的因，就得到什么样的果；西元一六四四年，朱翊钧的孙子朱由检因为李自成攻陷北京而自缢，结束了大明朝；努尔哈赤的孙子福临却在这一年入主中原，消灭李自成和南明三王，拥有了曾经属于朱翊钧的大好江山。

    阅读明、清史书，我常独自在灯下发出一声声的叹息，心里反覆的想着：每一个人来到世间，都“随身携带”着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使命；无论这个使命的性质、轻重、大小为何，都是人人与生所俱来，应该终自己一生的努力，孜孜不倦的来完成它；有人是农夫，则勤于耕稼，种出各类作物；有人是工匠，制造各类器具供人使用；有人身为读书人，则致力于累积先人的智慧，思考未来的发展和创造新的文明……

    生命的存在，本身就具有着庄严的意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是大自然的一部份，大自然的运转既未有分秒之间停顿不前，人又怎能违反自然法则而懈怠、停顿呢？怎能抛弃、逃避甚且遗忘自己与生俱来的使命呢？

    压力太大了，难道用“逃避”的方法就能减轻吗？困难太多了，索性全部抛弃，就能解决吗？

    努尔哈赤是第一等人，他以奋斗的人生观来面对困厄的环境；处在一个乱糟糟、破败不堪、充满黑暗的时代中，他索性勇往直前的推翻了这个黑暗的时代，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充满了光明和希望的时代来。

    朱翊钧却是最后一等人，因为他的逃避、懈怠，抛弃责任、使命，而使得他所带领的时代从原本的“国富民乐、四海升平”，一步步的走下坡，在短短的几十年中，一变而为民不聊生，朝代灭亡。

    尽管从人性的角度看，因为压力过大而导致心理上产生反弹而发展成或逃避、或抛弃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朱翊钧从生到死的五十八年间的心理变化的过程和反应出来的行为都是“合乎人性”的，但是，这个“人性”的衡量标准却只是一般人、平常人、普通人——并不适用于作为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