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从第一刻就说明：劳拉·赖丁是一个巫婆。我是从最隐喻到最直白的所有意义上说出此话的：因为她以为拥有无上权力。她把自己视为一个超自然的生灵，一个女神，在她生命的一个阶段自我命名为quot;终结quot;，谁知道是根据什么令人惊讶的论据。当然，这因为她很失常。但她的疯狂是那种黑色的疯狂，那种存在于人类内心的炽热而可怕的黑暗：一个容易辨识的堕落深渊。所以劳拉·赖丁，一个聪明而叛逆的诗人兼文学批评家，逐渐把一大帮宝贵人才俘虏进她的谵妄里：作家、画家、摄影家，一群脑子好而且或许心肠也好的男人和女人。但是他们不具有足够对抗劳拉的镇定与平衡，她是一种可与龙卷风相比的邪恶力量。她经过的地方，一切都坍塌。

    她生命最辉煌的时期是与不列颠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我，克劳狄》的作者罗伯特·格雷夫斯相关的那段时间，他们共同生活了十三年。罗伯特·格雷夫斯是一个年轻而又心理脆弱的天才：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血腥战壕之后，他留下了战争的神经官能症。他虚弱、惊恐地回到家，像所有同时代的人一样，意识到已知世界已变成了碎片，需要建立一个新世界，特别是从一个道德的角度：如果资产阶级伦理导致了这样的战争恐怖，是因为它的原则是错误的。应该再次定义什么是善与恶，重新组织这个被肢解的世界。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一位属于现代主义团体quot;逃亡者quot;的美国青年女诗人恰好正在做此事——以幻觉者的语言预言一个新的道德秩序，一场据她说得由诗人们来领导的精神革命。这个姑娘就是劳拉·赖丁。1925年通过信函与当时已是知名诗人的罗伯特·格雷夫斯建立联系时，二十四岁的她刚与第一个丈夫（路易斯·戈特沙尔克，后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分手。赖丁的启发话语让格雷夫斯如此痴迷，以至于邀请赖丁跟随他和他的妻子一起去埃及，这位穷得像老鼠的作家签了一份在开罗任教三年的合同。劳拉一夜之间就打点好自己的行李，乘船前往英国。诗人艾伦·泰特，“逃亡者”团体的创办人之一，曾与赖丁稍有私情，他致信一位朋友说：“我预感到一场灾难：劳拉无疑是我所认识的最疯狂的女人，如果格雷夫斯现在还没有疯（这点我倾向于怀疑，因为他盲目地邀请了只读过其作品，却从未谋面的赖丁），不到一个月他就会变成一个躁狂的人。”

    那时格雷夫斯已经三十岁，与南希·尼科尔森结了婚，有四个孩子。作为画家和画家之女的南希，是左派和女权主义者（她把自己的姓给了两个女儿，把格雷夫斯的姓给了两个男孩），与她丈夫一样，准备嘲笑这个世界。寻找一个新   的道德观首先从家庭关系和性关系开始；整个欧洲的进步青年（我们已经看到，西蒙娜·德·波伏瓦和让-保尔·萨特在法国做着类似的事）决定摆脱资产阶级偏见，诚实地享受他们的爱情。于是三角恋，不忠，感情的疑惑和双重性，总之，内心所有的那些冲动不安，像世界一样古老，源自我们的需求和我们的琐碎，开始突然变成纯哲学，变成一个先验的空话连篇的沼泽（六十年代末重新出现同样的事）。因此直到那时，在英国被认为是一种世俗的三人家庭的东西，在劳拉的影响下，变成了宗教的“三位一体”或“圣圈”。

    赖丁这样夸张地命名她与罗伯特和南希的关系，即基本上是她与格雷夫斯在楼上一起睡觉和写作，南希和孩子们幸福地居住在楼下，虽然之后的现实根本不是那么幸福。这种三角关系和问题在去埃及的旅行中就已经开始：劳拉说他们在开罗住的房子中了魔法，于是大家都开始感觉很糟糕，结果半疯的格雷夫斯撕毁合同，返回英国。是劳拉制造了那种透不过气来的胶着氛围，这是一条她将多次重复的行为准则。

    重新回到不列颠，南希曾试图勇敢地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