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计子发：清计发字。撰有《鱼计轩诗话》一卷。

    (28)新城：清王士禛，新城人。历城：李攀龙，历城人。指王士禛 代李攀龙兴起，不过是清秀李于鳞（李攀龙字），得到钱谦益（牧斋）

    的称赞。

    (29)羼提轩：王士禛的斋名，指王士禛。

    (30)瘖哑：哑人。

    前后七子、公安、竟陵，是明代文坛上的几个诗歌流派。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反对杨士奇、杨荣、杨溥追求形式典雅、内容粉饰的台阁体，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拟古。后七子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更把复古拟古推向高潮，严守古格古律。公安派三袁，不满意七子的复古，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在某种意义上说，解放了文体，但又陷入俚俗。竟陵派既反对机械摹拟，又反对俚俗文风，自认为是在矫正七子之偏，补救公安之失，但又陷入出僻险怪的途径。

    这里三则明确指出的有以下几点：

    （一）“竟陵出于公安”，竟陵派在时间上后于公安。钱谦益选辑《列朝诗集》，撰《谭元春传》引张文寺的话说锺惺“入中郎室”，中郎的弟弟中道亦说锺惺论诗极推中郎，这说明锺惺的诗论是从公安派的代表人物袁宏道那里来的，清代文学家翁方纲也认为袁家“渐启锺谭”。再看三袁的后代和追随者，如“中郎之子述之已化于竟陵”；袁中道晚年亦未能坚守公安派的主张；倍受袁宏道推崇的戏曲家汤显祖，其子季云“酷嗜锺谭”，诗亦“赫然竟陵体”；王稚登之子亦房诗，亦与谭诗难分难辨。这些例证说明竟陵诗论是从公安来的。公安的俚俗，公安后人也不满意，所以多化于竟陵。因此，袁中道称锺惺论诗极推宏道的话：“其言出而世之推中郎者益众”，不尽符合上述例证的事实，应当注意后来的发展变化，已是愈来愈转向竟陵。

    （二）以往论明诗，总是说公安、竟陵与七子三足鼎立，论其贡献、弊端和影响不相上下，这个说法似也不准确。因为竟陵诗论出自公安，后来超越公安，便成了与七子两派“中分诗坛，对垒树帜”（《谈艺录补订》），而“公安无足比数”。清邓显鹤在《岳归堂全集序》里云：“有明之诗凡三变”，“以茶陵倡于前，以竟陵殿其后”，而其中一变是七子的拟古体，而非公安；清方以智亦云：“近代学诗，非七子，则竟陵。”

    （《通雅》卷首）王霖也云：“聚讼纷纷堪一笑，谩推王李折锺谭”（《读唐宋元明人诗》），将王世贞、李攀龙与锺惺、谭元春对举；贺贻孙《诗筏》也是将竟陵与七子相提并论，“度长诘短”，参之以公安者极少。这是就诗论说的。这些清人的言论，反映了竟陵的影响确实比公安深远。

    （三）为什么公安派反对七子最为猛烈，反而没能成为七子的对手，而让位于竟陵派，这里指出有几种原因：第一，锺谭合作编选过风行一时的《古诗归》、《唐诗归》，凡是公安派欣赏的“浮滑肤浅”之作和搬弄禅语的超妙之作，锺谭一概摈弃不选，通过选诗和评诗，亮出自己的主张和识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而公安派多是发议论，没有树鹄示范，后人又多不能“谨守家学而坚公安壁垒”，所以“规模不弘”，“难成气候”。

    第二，在文学观点上，清人贺贻孙极推竟陵，将其与宋代诗论家严羽的诗论相比；在创作实践上，世称雅颂领袖的邓汉仪称“竟陵诗派诚为乱雅”，指出其诗风的特点；晚明陈子龙、吴伟业，于七子与竟陵之中，期望能矫其偏，补其失，实则仍是未离竟陵，陈吴的诗不过是“面目稍换，而胎气逼真，是仍锺谭之嫡派真传”，这也就是说竟陵诗风后不乏人。

    到了清代，能兼七子与竟陵之美者，是王士禛，他在诗坛上有一代宗匠之称，善为古文，兼工诗词，著述丰富，诗论与诗作均可“夺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