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新的时代里，一切不是新的东西都是有害的。君主制度的军事艺术不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的成员和敌人都已经不同了。各民族的权力和征服，他们的政治和战争辉煌，总是依赖于单一的原则、单一强大的制度……。我们已具有自己的民族性格。我们的军事制度应和敌人不同。那么很好，如果法兰西民族因我们的热情和技能而令人害怕，如果我们的敌人笨拙、冷漠而又慢条斯理的话，那么，我们的军事制度必定是奋勇向前的。

    ——圣茹斯特，共和二年一月十九日（1793年10月10日）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的报告

    说战争是天命注定是不对的；说大地渴望流血也是错的。上帝自己诅咒战争，发动战争并使战争显得秘密恐怖之人也是这样。

    ——维尼（Alfred de Vigny）《军事奴役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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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792 年到1815年，欧洲的战事几乎连绵不断，而且与欧洲大陆以外的战争相结合或同时发生。先是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西印度群岛、地中海东岸和印度，接着是偶然于境外爆发的海战，然后是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在这些战争中，胜利和失败的后果都很重大，因为它们改变了世界地图。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研究这些战争、战争的实际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军事动员和战役；但我们也必须注意不那么具体实在的问题，即战时政治经济措施的面貌如何？

    两种极不相同的交战者在这20余年相互对峙，他们的实力和制度都极不相同。作为一个国家，法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愿望而与其他国家对抗（或结盟），但另一方面，作为革命的化身，法国又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推翻暴政、争取自由，于是保守和反动的势力都一致反对它。无疑，经过革命最初的天启年代之后，对抗两边的差异性逐渐减小了。到拿破仑统治末期，帝国主义征服和剥削的因素已压倒了解放的因素。每当法国军队打败、占领或兼并了一些国家，国际战争与国际内战（在每一个国家之内则是国内内战）的混淆情况便可减少一些。反之，反革命强权则顺应了法国许多革命成就的不可逆转性，因此愿意谈判（带有一些保留）和平条件，但这种谈判是像正常行使职能的强国之间的谈判，而不像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谈判。反革命强权甚至在拿破仑失败的最初几周内，就准备重新吸纳法国为同盟、对抗联盟、恫吓、威胁和战争等传统游戏中的平等伙伴，在这些游戏中，外交活动调节着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如此，但战争作为国家之间和社会制度之间冲突的双重性质依然存在。

    一般来说，交战双方的阵营是很不平等的。除法国本身以外，只有一个重要国家因其革命的起源和对《人权宣言》的赞赏，使其在思想上倾向法国一边，那就是美国。事实上，美国的确倒向法国那边，并且至少有一次（1812－1814年）进行了战争，即或未与法国人结盟，美国至少也是反对彼此共同的敌人——英国。但是，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都保持了中立，而她与英国的摩擦也不需要意识形态上的解释。至于其他的盟友，法国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是其他国家的政党和舆论流派，而不是国家权力本身。

    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每一个受过教育、有才能、具有开明思想的人都同情法国大革命，至少在雅各宾专政以前是如此，而且通常持续得更久（直到拿破仑称帝以后，贝多芬才将献给他的《英雄交响曲》收回）。最初支持大革命的欧洲天才异士者名单，只有20世纪30年代对西班牙共和国类似的、几乎是普遍的同情可以与之媲美。在英国，有诗人华滋华斯（ords Burns）、骚塞（Soute）、谢林（Scock），以及音乐家贝多芬。在瑞士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