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拉瓦特（Lavater）和画家富斯利（Fussli）。在意大利，实际上所有反教会的舆论界人士都支持法国大革命。可是，尽管大革命因得到这些知识界人士的支持而陶醉，并授予杰出的外国同情者和那些据信是支持其原则的人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以表示敬意，但无论是贝多芬还是彭斯，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太大的重要性。（获此荣誉称号的有：英国的普里斯特利、边沁、威尔伯福斯［ilberforce］、克拉克森〔Clarkson：反奴鼓动家〕、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s〕；瑞士的裴斯泰洛齐；波兰的柯斯丘什科 [Kosziusko]；意大利的戈拉尼［Corani］；尼德兰的德保［Cornelius de Pauw〕；美国的华盛顿[ason]、汉密尔顿[on]、麦迪逊〔Madison〕、潘恩和巴罗［Joel Barlow〕。但这些人并不全是法国大革命的同情者。）

    政治上重要的亲雅各宾主义或亲法国的情绪，主要存在于与法国毗邻、社会条件类似，或经常有文化接触的一些地区（低地国家、莱茵地区、瑞士和萨伏伊）、意大利，以及原因有些不同的爱尔兰和波兰。在英国，雅各宾主义如果不是与英国民族主义普遍的反法倾向相冲突的话，无疑将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在恐怖时期以后亦将如此。这种民族主义是轻蔑和仇视的混合物。吃牛肉长大的约翰牛对饥饿大陆人（在这一时期流行的漫画中，所有法国人都像火柴棒般瘦小）的轻蔑，以及对英国世敌的仇视，无视法国是苏格兰的世代盟友（这或许与苏格兰的雅各宾主义，是一支强大得多的民众力量不无关系）。英国的雅各宾主义最初是一种手工业者和工人阶级的现象，至少在第一次普遍热潮过去以后是如此，这是很独特的。通讯协会（Corresponding Societies）可以声称是劳动阶级的第一批政治组织。但它是在潘恩的《人权》（Righead）发生兵变的那支舰队自己吵嚷说，只要他们的经济要求得到满足，他们便将出航迎击法国人。

    在伊比利亚半岛、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德国的东部和中部、斯堪的纳维亚、巴尔干半岛和俄国，亲雅各宾主义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它吸引了一些热情的年轻人，一些自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少数人，如匈牙利的马丁诺维奇（Ignatius Martinovics）和希腊的里加斯（Rhigas），他们在自己国家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中，扮演了光荣的先驱者角色。但他们的观点在中产和上层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支持，更不用说孤立于愚昧顽固的农民之外，这样的情形使雅各宾主义很容易受到镇压，甚至在他们冒险密谋的阶段就被镇压了，如奥地利。强大而富有战斗性的西班牙自由传统，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从人数极少的学生密谋圈，或1792－1795年的雅各宾密探中，冒出头来。

    法国之外的雅各宾主义多半在意识形态上直接诉求于受过教育的人和中产阶级，因此，其政治力量便依赖于他们运用的效力或意志。于是在波兰，法国大革命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波兰人都希望从法国那里寻求支持，以对抗普鲁士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的贪婪。普、俄、奥已经割据了该国的广大地区，并且不久便将进行彻底的瓜分。法国也提供了一切深谋远虑的波兰人同意的那种深刻内部改革的典范，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使他们的国家有能力抵御其屠杀者。无怪乎 1791年的改革宪法，如此自觉而深刻地受到法国

    大革命的影响。这也是第一部显示了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现代宪法。（由于波兰实际上是贵族和乡绅的共和国，其宪法只有在最表面的意义上才是“雅各宾式”的：贵族的统治不是被废除，而是被加强了。）然而在波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