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派别——恰尔托雷斯基集团，当时正对寓居巴黎朗贝尔饭店（el Lambert）的奢华移民，进行活动，他们总是赞成与俄国联合，而且喜欢外交活动更甚于起义。从经济上看，如果不太浪费的话，他们也富裕得足以支付所需；而且，如果他们喜欢的话，甚至有财力投人足够的资金来改善其土地，以从该时代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塞切尼伯爵（Count Szechenyi）是这个阶级的少数温和自由派和经济进步倡导者，他曾将约6万弗林（florins）的年收入赠予新成立的匈牙利科学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的生活水准曾因这笔无私的慷慨捐赠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只因出身不同而使其有别于其他贫困农民的小乡绅（匈牙利人口中约八分之一据称拥有乡绅地位），既没有钱财能使其持有的土地有利可图，也没有与日耳曼人或犹太人竞争中产阶级财富的意向。如果他们无法靠其地租体面生活，而且衰败的年代又剥夺他们投身军队的机遇，如果文化程度不算太差的话，他们或许会考虑选择法律、行政或一些知识性职业，但是不会从事资产阶级活动。这类乡绅长期以来已成为本国专制主义、外族以及巨富统治的反对堡垒，隐藏在（像在匈牙利的）加尔文派和县级机构的双重支持背后。很自然的，他们的反对、不满，以及希望获得更多工作机会的愿望，如今将引燃民族主义。

    自相矛盾的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民族商业阶级，竟是个较小的民族主义因素。众所公认，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和意大利，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市场，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联合下的德意志》（Deutschland uber Alles）的作者呼唤：

    火腿和剪刀，靴子和吊袜带，

    羊毛和肥皂，纱线和啤酒。

    民族精神所无法促成的民族统一意识，德国已藉由关税同盟达成了。然而，却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显示，比如说，（日后将为加里波底提供许多财政支持的）热内亚的船运商对意大利民族市场的喜爱，会更甚于远较繁荣的地中海贸易。而在多民族的大帝国中，在特定省份内发展出来的工业和贸易核心，当然会对现存的歧视表示不满，但是在他们心底真正喜爱的，显然是此刻对他们开放的帝国大市场，而不是未来独立的民族小市场。因此，波兰工业家既然有整个俄国可资利用，自然少有人会去支持波兰民族主义。当帕拉茨基（Palacky）代表捷克人宣称“如果奥地利不存在，那就必须造一个出来”时，他不仅是在吁请君主反对德国，而且也表达了一个庞大却很落后的帝国经济核心地区的合理心声。然而，商业利益有时也领导着民族主义，例如像比利时，该地一支强大的工业先驱社群，基于十分奇怪的理由，认为处在荷兰商业集团的有力统治下，他们的地位将非常不利。比利时是在1815年陷入荷兰手中的。不过这是个特殊例子。

    在这个阶段，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强大支持者，是下层和中层的专业、行政和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即受过教育的阶层。（当然，这些人与商业阶级并无明显区别，尤其是在落后国家，那里的土地行政人员、公证人和律师等等，通常即等于农村财富的主要积聚者。）确切地说，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先锋，是沿着教育进步的路线进行战斗，而教育进步，则显现在大批“新人”进入当时仍被少数精英占据的领域。学校和大学的成长显示出民族主义的进展，因为学校尤其是大学，正是其自觉的斗士：德国与丹麦之间，曾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ein）问题，先后于1848年和1864年爆发过两场冲突，但在此之前，基尔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便曾为了这个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引发过激烈争执。

    教育的进展十分明显，虽然“受教育者”的总数仍然很小。法国国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在18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