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2年间增加了一倍，而且在七月王朝统治之下，增长得特别迅速，但是即使如此，及至1842年，也只不过1．9万人（那时所有受过中等教育的孩子，总数是7万人）。俄国于1850年左右，在6800万总人口中只有大约2万名中学生。大学生的人数尽管不断增加，但其总数却很少。很难想象，1806年后那么受解放思想煽动的普鲁士大学青年，据说在1805年时竟不超过 1500人；后1815年的波旁王朝毁灭者，巴黎综合工艺学校，在1815－1830年间，共训练了1581名青年，即每年仅招收约100人。学生在 1848年革命中的突出表现，使我们很容易忘记下述事实：整个欧洲大陆，包括未进行革命的不列颠群岛，可能总共只有4万名大学生，虽然数目仍在上升之中。俄国的大学生人数便从1825年的1700人，上升到1848年的4600人。而且即使人数没有增长，社会和大学的变化（参见第十五章），也为学生赋予了一种社会团体的新意识。谁也不记得在1789年巴黎大学有大约6000名学生，因为他们在大革命中没有发挥过独立作用。但是到1830年，任谁也不能忽视这群年轻大学生的重要性。

    少数精英可利用外国语言活动；而一旦受过教育的干部变得足够多时，民族语言就会自行产生影响（如自19世纪40年代起，印度各邦为争取承认其语言而作的抗争）。因此，当开始用民族语言出版教科书、报纸，或进行某些官方活动时，都代表着民族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19世纪30年代，欧洲许多地区都跨出了这一步。于是有关天文学、化学、人类学、矿物学和植物学的第一批重要的捷克文著作，便是在这10年中写作或完成的；而在罗马尼亚，用罗马尼亚文代替以前流行的希腊文的第一批学校教科书，也是如此。1840年，匈牙利文取代拉丁文作为匈牙利议会的官方语言，虽然受维也纳控制的布达佩斯大学，直到1844年才停授拉丁语课程。（可是，为争取使用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的抗争，从1790年起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在萨格勒布（Zagreb），盖伊（Gai）1835年起便用迄今仍是方言综合体的第一种书面语言，出版了他的《克罗地亚报》（Croatian Gazette，后来改名《伊利里亚民族报》〔Illyrian National Gazette〕）。在很早就拥有官方民族语言的国家，这种变化是不太容易衡量出来的。可是有趣的是，1830年后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和法语）出版的书籍，首次持续超过90％，法语书籍的数量，则在1820年后降到4％以下。（18世纪早期，德国的全部书籍中，只有60％是用德语出版的，自那之后，这一比例平稳上升。）此外，出版物的普遍大增，也给予我们一个可资比较的指标。例如，德国出版的书籍数量，在1821年和1800年大致相同，一年大约 4000种；但1841年却上升到1．2万种。

    当然，大多数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仍是未受过教育的。的确，除日耳曼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瑞士人和美国公民外，没有一个民族能在1841年被形容成是有文化的。有几个民族可说几乎是文盲，像南部斯拉夫人，他们在1827年只有不到1．5％的识字率（甚至在更晚的时候招募到奥地利军队中的达尔马提亚人，也只有1％能够读写），或者像只有2％识字率（1840年）的俄国人，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半岛战争后，似乎总共仅有8000名儿童在校）以及除伦巴底和皮德蒙特之外的意大利人。19世纪40年代，甚至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也有40％－50％的人是文盲。文盲绝非政治意识的障碍，但事实上没有证据指出，除了已受双元革命改变的国家——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政治和经济上依附于英国的）爱尔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