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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工运动对穷人的呼声做了回应。我们不应把劳工运动和历史上经常可见的集体反抗相混淆，后者所反对的只是难以忍受的苦难；甚至也不应与已成为劳工特有的罢工或其他斗争形式相混淆。劳工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之前。但19世纪劳工运动的新现象，是阶级觉悟和阶级抱负。“穷人”不再讨好“富人”。一个特定的阶级，劳工、工人或无产阶级，面对着另一个阶级，雇主或资本家。法国大革命赋予这个新兴阶级信心，工业革命则使它铭记经常动员的必要性。适当的生活，并不是偶尔的抗议便能实现的，那种抗议只能恢复早已稳定、但暂时被打乱的社会平衡。它需要的是永远保持警惕、加强组织并进行活动的“运动”——工会、互助会或合作社、工人阶级学校、报刊或宣传鼓动。但是，那种不断翻新、快速更动而且几乎吞噬他们的社会变革，促使劳工们以自身的经验和其与压迫者相抗衡的理想为基础，从全面改造社会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合作的，而非竞争的；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而且它代表的不是自由社会的永恒理想，而是一种长久而且切实可行的现存社会替代物。穷人总是把自由社会的理想置诸脑后，只有在个别情况下，他们才会考虑进行普遍的社会革命。

    这种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意识，在1789年，或者说实际上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都尚未形成。在英国和法国以外的国家，甚至到了1848年，这种意识即使存在，也极为罕见。但在体现双元革命的这两个国家，在1815－1848年间，特别是在1830年左右，工人阶级的觉悟的确已经形成。“工人阶级” （orking Class）一词（不同于不那么特定的“劳工阶层”〔theworking classes］），于滑铁卢战后不久，也许还要更早一些，便在英国的劳工著作中出现了；而在法国工人阶级的著作中，1830年后，也可看到同样的句子。在英国，把全国劳工都组织到“总工会”之下的企图，于1818年正式展开，并在1829－1834年间非常热烈地进行尝试。组织总工会的目的，在于打破特定工人群体的部门或地域区隔，而将所有工人组织到全国性的团结组织当中。与“总工会”相配合的是总罢工，在这段时期，它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种观念和一种有计划的战术，班鲍（illiam Benbow）在《伟大的国定假日与生产阶层的盛会》（1832年）一书中，曾加以详细陈述，而宪章派也曾把它视做一种政治方法，认真讨论过。同时，英、法两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在19世纪20年代既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创造了这一词汇。它立即被工人所接受，在法国规模较小（如1832年的巴黎同业公会），在英国程度便大得多，英国人不久即推动了由欧文领导的广大群众运动，对于这样的运动，欧文个人是难以胜任的。简言之，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抱负已经形成了。与他们的雇主在大约相同时期所形成或表现出来的中产阶级意识比较起来，工人阶级的意识无疑是微弱多了，也不具那样大的效力。但，它们已经出现了。

    无产阶级意识与那种最好是称作雅各宾意识的东西，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雅各宾意识是指一整套由法国（还有之前的美国）大革命渗透给有思想、有信心的穷人的抱负、经验、方法和道德观念。就像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其实际表达方式是“劳工运动”、其思想体系是“平民合作”一样，作为普通人民、无产阶级，或其他被法国大革命推上历史舞台的行动者而非纯受难者，其实际表达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外表寒酸的公民和以前不敢出现在举止高雅者专属场合的人，现在都昂首和富人走在一起。”他们需要尊敬、承认和平等地位。他们知道这些都可以实现，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