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的一生是短暂的，他的创作生涯充其量不过二十年，但他却留下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一百六十多篇短篇小说，使他成为二十世纪一位杰出的美国小说家。

    二十世纪的二十和三十年代是美国小说的黄金时代，群星灿烂，各放异彩。德莱塞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巨著，并且在一九二五年又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同年四月，在纽约出版，著名诗人兼文艺评论家t·S ·艾略特立刻称之为quot;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quot;。海明威在回忆菲氏时写道：quot;既然他能够写出一本像这样好的书，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书。quot;艾略特和海明威都是以苛刻闻名的批评家，因此我们就不难领会这些评价的分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元气未伤的美国进入了历史上一个短暂的空前繁荣的时代。quot;美国梦quot;像一个在半空游荡的色彩斑澜的大气球，使一代美国人眼花镣乱，神魂颠倒。菲氏说过：quot;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会纵乐、最绚丽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将大有可写的。quot;他所大写特写的正是这个时代，并且将它命名为quot;爵士时代quot;，因此人们往往称他为quot;爵士时代quot;的quot;编年史家quot;和quot;桂冠诗人quot;。菲氏并不是一个旁观的历史家，他纵情参与了quot;爵士时代quot;的酒食征逐，也完全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正因为如此，他才能栩栩如生地重现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生活气息和感情节奏。但更重要的是，在沉湎其中的同时，他又能冷眼旁观，体味quot;灯火阑珊，酒醒人散quot;的怅惘，用严峻的道德标准衡量一切，用凄婉的笔调抒写了战后quot;迷们的一代quot;对于quot;美国梦quot;感到幻灭的悲哀、不妨说，是quot;爵士时代quot;的一曲挽歌，一个与德莱塞的代表作异曲同工的美国的悲剧。直到今天，还是美国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

    我对菲茨杰拉德毫无研究，可是我和却有一段阴差阳错的quot;因缘quot;。

    一九五一年夏，我应北京燕京大学西语系之聘，从美国回国任教。行李里除了几件旧衣服，一架手提英文打字机，主要都是从读大学到研究院积累下来的几百册英美文学书刊。八月中到校，九月一日上课，我教的是英语专业四年级两门课。班上有些学生不时来串门地聊天，或是借书看。十二月间，全国高等学府开展quot;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quot;，燕京着重批判quot;美帝文化侵略quot;，各系教授、副教授，人人当众检讨。轮到我上场那天，一个男生积极分子跳了起来，一手举起一本书，一手指着书的封皮，义正辞严地质问我：quot;你从美帝带回这种下流坏书，腐蚀新中国青年，居心何在？quot;我吓了一跳，伸头仔细一看，书的封皮上画着一只手，指甲涂得猩红，手里举着一杯香摈。原来是一本很旧的英文袖珍本，是我班上一个男生借去的。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里想，quot;我承认我的思想落后，但是要我把菲茨杰拉德的杰作扔进垃圾堆，那还办不到呢。quot;

    由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原因，从此多年与西方文学绝缘。妻子受株连quot;颠沛流离quot;，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也不忍心把我那几箱旧书当废纸卖掉。quot;文革quot;中，全家下放安徽农村，书遭了涝灾，我俩把纸板箱一个一个打开，把书摊在茅屋门口晾晒，发现那本破旧的《盖茨比》虽久经患难，却有点不服老的神态。后来，雨过天晴，我重返北京任教。时隔不久，忽然接到《世界文学》月刊编辑来信，要我尽快将《盖茨比》译为中文。简直不可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