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日报》的《双塔》版，愿意将几千字的版面惠予学术讨论，而且范围包容了红学中的探佚学，我不知全国市级日报能够这么做的共有几家？令我心中充满了敬意。承安裴智同志的美意，要我参加争鸣，我真不应该辜负这个宝贵的版面而“交白卷”，于是挥汗命笔，贡我拙意——用雪芹的话，就是“试遣愚衷”了。

    探佚是干什么？又为何而探佚？

    探佚是寻真，寻真也是为了打假。

    人们现下时兴“打假”这个措词，干脆利落，带劲又带味儿。人们都懂得假东西必须痛打——假名牌，假钞票，假药物，假珠宝……，连交警、军人都出来假的了，祸国殃民，不打怎么得了？！

    可是，中华文化上第一流宝物也有假，人们就不全是那么关心了，打不打似乎无关大局，小事一段，甚至有人不知辨假——更甚者宣称假的不假，就是“曹雪芹原著”，说将程高本120回“全本”割裂为前80回、后40回是“犯罪”！

    这么一来，寻真揭假的探佚者，倒是反该痛打的了！你看，咱们中华文化领域上的事情，奇也不奇？怪不得脂砚斋早就批了：“一日卖了三千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我想，那“三日”还不对，应改为“三年”或“三世纪”才是真情。探佚学，崭新的红学分支专科，近年建立起来了。有人不理解，有人反对， 有人挖苦，以为这纯粹无中生有，不啻算命打卦。哪门新学问都是在“四面楚歌”声中生存而且发展的，探佚学也不例外。我为梁归智教授序《石头记探佚》时就预言，此学将是红学中最有生命力的一支新学科。事实证明了那话不虚。短短的这十来年，探佚学已由各种形态而表现于文化学术的园地，已然不再是孤木不林、弧掌难鸣了。自然科学家、文艺创作家，也都“不请自来”地参加了我们的“队伍”。“楚歌”能吓倒一种真实生命力的人文科学的生旺兴荣吗？看来吓不煞人。真有生命力的学问事业自有它逐步发展的规律。 规律往往不是直线，有起伏波澜，有曲折进退，有艰难险阻，但“总箭头”是指向前指向上的。探佚学起步不太久，成绩超过了原先的估量。但它远远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只是一种初级阶段。这就还是带着“开垦性”的一种非常特殊的大胆的尝试性工作。它要伐山开路，走出—条原来没有的坎坷之路径。

    这一小批“伐山开路”工作队，阵容还很不强大，有点儿“尚不成军”。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并非“组织”“机构”，他们只能“各自为政”，自己凭着个人才华思力去摸索，更无什么经验、指导之类可资参助遵循。

    这一形势明显得很，不必张皇夸大。正因如此，我对探佚学的“态度”就自 然形成两个特点：一是鼓舞，二是宽容。

    鼓舞，是双重义：我见了探佚性质的文章著述，我自己先受到了鼓舞，而我对那作者也给以鼓舞的表示。宽容，是力戒“求全责备”的想法，观其大略，有一可取，即原谅其细节上的不妥善。也就是说，不苛求于人，也绝不过早地泼人冷水。

    这是何故？因为出一个肯来打假的学人，是太不容易也太不简单了，我不忍“伤”他——挫其锐气，败其兴致。

    这是不是明知不然、故为“纵任”呢？也不一定。第一，自己所谓的“不然”，是自己的尺码量人，不宜对这尺码过于自是自信。第二，即使自家尺码有 些准头，也要给学术交流考虑充分的对话气氛，只宜用委婉的方式轻轻“点”“照”，希望他能因而自悟自理，而无待掰瓜露籽，大嚼无味。

    这“心态”的深处，还另有一番道理——

    我总以为，纵使目下某一特定的探佚性作品还有毛病或问题，——它所寻到的“真”还不即是雪芹原著之真，那也比程高的伪续要“好”要“真”一些，因为，程高是别有用心的假，而此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