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作考证，不一定知道上举之乾嘉时人遗文，不是有了先入之见再去寻找可以傅会的材料。他由作者、本子的考证下手，由作者的家世生平，才形成了他认为雪芹是自叙（不是叙纳兰、顺治等）的见解。这是对的，所以鲁迅也肯定了此说，认为彰明较著，无可置疑，应该确立。此其二。

    但胡适自己心目中的力证，与鲁迅所以肯定其说的重点又不尽同。比如据《胡适口述自传》第十一章所载，有以下的话：

    这小说中最令人折服的一项自传性的证据，便是那一段描写贾家在皇帝南巡时曾经“接驾”的故事。而且不只是接驾一次，而是接驾数次。史料在这方面是可以作为佐证的。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曾“接驾”四次。不但“接”了皇帝的“驾”，而且招待随驾南巡的满朝文武。康熙在扬州和南京皆驻跸曹家。所以不管曹家如何富有，这样的“接驾四次”，也就足够使他们破产了①。

    胡先生的话，说得不完全精确，而且只举了一项书中带笔叙及赵嬷嬷忆旧，提起的是江南甄家，“独他家接驾四次”，也并非是正文正面描写。这在“纠缠派”看来，实在不但不能“最令人折服”，恐怕要说成是“偶然运用”了一星半点“家史”资料罢了。所以就是同主“自传说”的，理由也并不相同。如上引乾、嘉、道时诸例，便是最好的说明。王国维所引的，则主要根据小说开卷即自言“亲见亲闻”（王氏加以驳难，鲁迅又驳正了王氏）。到鲁迅作，于学术名著中郑重指出的则是：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然胡适既考得作者生平，而此说（按：指蔡元培说）遂不立，最有力者即曹雪芹为汉军（按：此沿胡氏旧说故云，当作内务府满洲正白旗），而实其自叙①也。然谓乃作者自叙，与本书开篇契合者，其说之出实最先，而确定反最后。……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苓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

    这最后一小段，应与《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的一段合看：

    此说（按：指自传说）出来最早，而信者最少，现在可是多起来了。因为我们已知道雪芹自己的境遇，很和书中所叙相合。……由此可知一书，说是大部分为作者自叙，实是最为可信的一说。

    我要再说一遍：这样明白确切的话，如果有谁还要玩弄手法，加之歪曲，硬不承认，则肯定与学术不是一回事了。——鲁迅的看法是，最有力的理由不单在“接驾四次”那一类（全书中此种可举的多得是），而是从整体宏观，小说分明是雪芹自叙：因为他的半生，即与“石头”绝似，这才是最要紧的一点（他上一个“最有力者”指的乃是因为雪芹是八旗世家，所以不会如蔡说著书是为了“排满”。读书最忌理路不清，故无谓的纠缠时常使人不得不浪费笔墨）。此其三。

    把这三点弄清了些，一来可使一些不甚了了的评论家们省掉很多无谓的葛藤，不致再制造更多的混乱。二来是可以让我们继续思索我国小说史上所显示的很多特点。

    即以“名词”而言，胡适最初用“自叙传”，更多的是用“自传”；如依他《口述自传》的中译，则后来也用了一个“自传性”。鲁迅则用“自叙”。当然，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写文章，还远不像今世的有这么多的这个“性”那个“性”——如不点破，这也会成为“纠缠派”的纠缠课题对象的。

    再者，请注意清代人所用的那词语，不说“自传”，也不说“自叙”，而是说“自况”。

    我因此想，这个“自况”，实在极有意味，更符合汉文传统上的精妙度和丰富度。假使能懂得这个“况”，也许就不致发生那种“担心把小说和历史（或‘史料’）混淆了”的麻烦了。因此“况”的意义，既含有“状”（形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