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家为其创造了一个新种名：所谓“北欧民族”（Nordic，译按：意指居住于斯堪地那维亚地区高个长颅、金发白肤的人）。法西斯主义的信仰原则，既对18世纪的遗

    产如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感到深恶痛绝，连带之下，自然应该不喜现代化的发展及进步才对。可是矛盾的是，遇有实际需要，它却又迫不及待，忙将自己那一套疯狂无理的念头，与现代科技连在一起。唯一的例外，是其曾以思想意识的理由，削减本身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见第十八章）。在打击自由主义一事上面，法西斯更获得全面胜利。文明社会出现法西斯这种现象，证实人类可以一手推销精神错乱的人生理念，一手却牢牢掌握当代高度发展的科学文明。两者并行，不费吹灰之力。这种两极矛盾的水乳交融，到了20世纪后期，从基本教义派宗教狂热分子以电视电脑为工具大肆发挥其募款能力的现象，今人可以再见一斑。

    因此，极端的国家主义，兼有保守圈子的价值观点，以及从群众出发的民主政治，再加上本身自创的一套野蛮无理的新型意识。但是，对此我们尚须做进一步的阐释。极右派兴起的非传统主义运动潮流，早于19世纪末期，即在欧洲数国出现。当时，自由主义之风日甚一日（亦即社会在资本主义之下加速改变面貌的现象），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四处传播，工人阶级的运动，声势日益浩大。一股民族大迁徙的移民潮，也将一波又一波的外来民族，带往世界各处。自由主义、社会运动、移民浪潮，种种挑战之下，极右派的反动心理应势而生。这些离乡背井的男女老少，不但漂洋过海，远去异邦，就是在一国之内，人口更大量地由乡间迁往都市，从东区移向西区——换句话说，人人离开家园，去到陌生之地。反过来看，陌生外乡人拥向的去处，正是其他民族的家园。每100名波兰人中，就有15名永远去国远适；另外尚有每年以50万计的季节性波兰外出劳工移民——这些移民当中，多数都加入移入国的劳工阶层。19世纪末期，正如同20世纪末期的前鉴，各国民众兴起一股仇外情绪。仇外心绪表达于外，最普遍的现象就是种族主义——即保护本地民族的纯正，免受外来劣等民族的污染或淹没。连向来笃信自由思想的德国社会学大家韦伯（Max eber），都深惧波兰移民过盛，有段时期竟也认为，“泛日耳曼民族联盟”（Pangerman League）有其必要。而在大西洋的另一边，美国境内反移民运动的气氛同样狂热。乃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反移民心理之盛，竟使自由女神之邦关上大门，拒绝向往自由的子民进入。而当初女神巨像之耸立，本是为了欢迎这些子民来到她的怀抱啊。种种事例，可见种族主义心理深重之一斑。

    各种右派潮流运动的根源是一股社会小人物的愤怒之情。小人物身处社会之中，一边是大公司大企业的巨石迎面击来，一边是日益升高的劳工运动硬壁挡住去路，两面夹攻之下，小人物一切美梦都告粉碎。即使未曾破灭，那变化中的世情，不是夺走他们原来在社会中占有、同时也深信本身该有的可敬地位；便是剥夺了他们觉得在这样一个动态变化的社会中自己有能力、有权利取得的身份地位。这种不满的情绪，在反犹太主义（anti－semitism）的现象中表达得最为典型。在19世纪最后25个年头里，以仇恨犹太民族为宗旨的政治运动，开始在某些国家出现。而当时犹太人遍布各地，正好成为这不公平世界中一切可恨事物之所寄。更何况犹太人一心尊奉启蒙思想，又因为在法国大革命里插了一脚获得解放。但是也正因为他们对这些新时代思想运动的参与，犹太民族成为众矢之的的目标变得更为显著。犹太人是万恶资本家、有钱人的象征，也是革命煽动者的象征，更代表着这一代“无根的知识分子”，以及新媒体阶级造成的邪恶腐蚀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