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重视知识，更使得他们在一些需要教育背景的职业竞争中，取得高比例的优势——而在他人眼中，这种竞争，除了不公平，当然还是只有不公平啰。种种象征之外，犹太民族又代表着外族外民与外人。至于基督教那一向坚信的旧思想：犹太人是杀害耶稣的元凶首恶，犹太民族之罪，自然更不在话下。

    西方人痛恨犹太人的情绪，的确相当普及深入。而犹太人在19世纪社会的地位也相当暧昧不明。当时罢工的工人，甚至与种族主义意识无关的劳工运动，往往动不动就攻击犹太人开设的店面。工人也经常假定，自己的雇主是犹太老板（在中欧及东欧的大部地区，这一点倒相当正确）。然而，我们却不可因此将这些工人视为德国国社党的原型。他们最多只像爱德华时代英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般[如布卢姆斯伯里团体（Bloomsbury Group）]，由于天生认为排犹为理所当然，因此在政治上成为激进右派反犹路线的同路人。在中东欧地区，犹太人是农村居民与其生活所需之外界经济活动的中间人，所以当地小农反犹情绪的历史比较久远，程度上也更具爆炸性。新时代新世界的大震动，对斯拉夫、马札儿、罗马尼亚的乡农来说，是如此地不可理解，而生活却有莫大的变化。这一切，更都只有怪罪到犹太人的头上了。而传说中犹太人杀害基督教幼童以为献祭牲礼的传统迷信，这一群肤色黝黑的无知乡民依然深信不疑。因此，社会大变动的时刻一到，对犹太人的屠杀迫害（Pogrom）自然不可避免。1881年，社会革命者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后，俄国的反动分子，就曾鼓动民众向犹太人报复。在这种历史风气心理背景之下，一条直路大道，便从原本的反犹情绪，笔直通往二战期间的灭犹行动了。而传统的反犹主义，也为东欧的法西斯运动提供了群众基础——尤以罗马尼亚的“铁卫队”，与匈牙利的“箭十字”为著。至少在前哈布斯堡和罗曼诺夫的王朝境内，传统反犹运动和法西斯的反犹现象有很多联系。相较之下，在号称日耳曼第三帝国（German Reich）的德国境内，农村及地方上的反犹情绪，虽然也根深蒂固，并目极为强烈，但其暴力倾向却很低，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比较默认犹太人的存在。1938年间，德军铁蹄进占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当地犹太人逃往柏林，却惊异地发现此地的街头不见同样的反犹情绪。柏林街头的反犹暴力，来自上级的命令，1938年11月对犹太人的攻击就是一例（Kershaw，1983）。然而，上一世纪话虽如此，中东欧民间对犹太人的间歇屠杀，虽也极其野蛮残忍，但若和一个世纪之后，大规模系统化的灭犹行动相比，却不免小巫见大巫了。1881年死在俄皇亚历山大事件中的犹太人数甚少，1903年死于基什尼奥夫（Kishinev，今独联体成员国摩尔多瓦共和国首都）屠杀者，则约为四五十名左右。可是数目虽低，却引起举世——当然的——公愤，因为当时，在本世纪野蛮行为尚未来临之前，小小的牺牲，便足以令那些以为文明应当不断进步的世人侧目。甚至到了1905年时，随着俄国农奴的起义，虽有更多犹太人不幸遭到屠杀，但是根据以后更大的比较标准而言，当时的死伤人数也相当轻微——全部只死去800名左右。相形之下，到了1941年德军向俄境挺进之际，3天之内，立陶宛人就在维尔纽斯（Vilnius，今立陶宛国都）杀害了3800名犹太人。数字虽高，却还是大规模有计划集体屠杀犹太人开始之前的死亡人数。

    激进右派的新兴运动，一开始虽然以传统的褊狭心态为追求，最终却在根本上改变了旧传统的结构。对于欧洲社会的下中阶层魅力特别大。上世纪90年代时尚成风的国家主义派知识分子，更以此为其中心理论。而“国家主义”（Nationalism）一词本身，就是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