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友”负负得正的原则之上。事实上，当年爱尔兰共和军的首领芮恩（Frank Ryan），就曾经与德方有过合作协议。可是芮恩其人，却是法西斯思想的反对者。反对之强烈，甚至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加入国际旅（InternationalBrigade），大战佛朗哥，最后被佛朗哥军俘获送交德国。像这样一类的例子，应该不至于影响我们的判断。

    看过欧亚非三洲之后，还剩下另一大洲。在这片大陆之上，不可否认的，欧洲法西斯的思想确曾发挥过不可忽视的冲击力。那就是美洲大陆。

    在北美地区，欧洲风云激起的反响，主要局限在特定的移民群内。这些来自欧洲的人，带着故国旧有的思想移居新大陆，比方迁自北欧及犹太的移民，就具有一股亲社会主义的气质。另外有一些人，则不忘故国之恩，对别去的母国多少留有几分依恋，因此在德国情愫影响之下——意大利也包括在内，不过程度淡得多——美国的孤立主义自有来由。虽然在实际上，并没有足够证明显示大量的美国人转为法西斯派。德国国民军部队的那一套行头、迷彩军装、振臂高呼向元首敬礼的形象，与北美本地的右派组织及种族歧视活动（最著名的有美国三K党），可并不是一家人。当时美国境内，反犹太的情绪自然极为强烈，不过此时反犹太的右派化身——如库格林神父（Coughlin）从底特律向外播出的广播讲道节目即是一例——其灵感来源，其实跟欧洲天主教右派统合主义的比较接近。30年代美国最典型的意识现象，以美国人眼光来看，显然属于极端激进的左派传统。10年之间，这一类民粹派煽动的行为中，成就最大的人要数夺得路易斯安那州长席位，以独裁手法治理该州的朗格（huey Long）。美国左派以民主之名大肆削弱民主，以平等主义为要求，大大赢得贫苦民众的欢心。至于小资产阶级之徒，以及天生直觉就具有反革命自卫本能的富贵人家，自然对之恨之入骨。可是美式的政治风潮，不论左右，都不属种族主义。因为不管哪一种派系的运动，只要呼喊着“人人是王”（Every Man a King）的口号，怎么也不可能与法西斯传统沾亲带故。

    法西斯思想在美洲大陆的势力，只有在拉丁美洲地区方才开了张。不但有政坛人士深受影响，如哥伦比亚的盖坦（Jorge Eliezer Gaitan，1898－1948）以及阿根廷的庇隆（JuanDomingo Peron，1895－1974）。也有国家政权正式以法西斯名号成立，如1937－1945年间，瓦加斯在巴西成立的“新国度”（Estado Novo，Neate）。当时美国政府深恐法西斯风气煽动之下，纳粹势力在南美增大，会向北美形成包抄之势。其实这种担忧根本是过虑，因为法西斯对拉丁美洲诸国的影响，多半仅限于本国政治。除了阿根廷明显地倾向轴心力量之外——不过只有在庇隆当政前后方才如此（1943年）——二战中，西半球的政府一律加入美国阵线作战，起码在名义上属于盟国一方。但另有一个事实也不可否认：当时某些南美国家的军队制度，均师法德国；有的还由德国、甚至纳粹教官负责训练。

    格兰特河以南的美洲地区（Rio Grande，译注：格兰特河是美墨边界河流，其南即指整个拉丁美洲），之所以深受法西斯的影响，理由其实很简单。在这些国家看来，1914年之后的美国，已不复当年反帝先锋的形象。19世纪的美国，是追求进步的拉丁美洲人民的朋友，在外交上，曾帮助他们对抗英法西班牙3国的帝国或前帝国势力。可是1898年的美西战争（译注：此战美方获胜，美国帝国主义从西班牙帝国主义手里夺取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继之而来的墨西哥革命（1910年），更不要说石油和香蕉工业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