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拉丁美洲政治圈子掀起了一股反美国佬、反帝国主义的风潮。20世纪前三分之一的年代里，华盛顿当局显然只对炮舰外交和海军陆战队的登陆战果感到兴趣，至于拉丁美洲风起云涌的反对运动则没有丝毫阻止的行为。秘鲁的阿亚德拉托雷（VictorRaul orre）建立了反帝国主义阵线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阿亚德拉托雷的野心是以全拉丁美洲为目标，不过其联盟组织只在其本国秘鲁奠定了一定的地位。他的计划，是请尼加拉瓜著名的反美运动桑地诺部队的军官为教官，为其组织训练出一批颠覆分子来（桑地诺军队曾于1927年后实行游击作战，长期对抗美方的占领。80年代的尼加拉瓜桑地诺党革命，其革命感召力就来自当年的桑地诺运动）。再加上经济大萧条的打击，30年代的美国看来雄风不再，称霸美洲的声势大减。罗斯福总统放弃了诸位前任坚持的炮舰政策，在南方的邻国眼里，这不但是一种“睦邻”的手势，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国势的衰弱（这一点他们却看错了）。因此，30年代的拉丁美洲不再把北方的邻居看作自己的导师。

    但是向大西洋另一边望去，法西斯显然成为30年代的成功典范。拉丁美洲这块大陆，向来是在文化霸权地区寻找灵感。它们未来的领袖，总是不断向外眺望，渴望寻得一份可以帮助本国富强现代的秘方。如果说，世上真有这样一个典范，可供这些想要更上一层楼的拉丁政客模仿学习，那么自然非柏林、罗马莫属。因为伦敦、巴黎已经提不出任何政治灵感，而华盛顿更是毫无作为。（至于莫斯科，仍被外界视为社会革命的典型，因此多少限制了其政治上的吸引力。）

    然而，尽管这些拉丁美洲的领导者们，多么感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两人提供的政治养分，他们本身的作风及成果，却与其欧洲祖师爷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异！当年玻利维亚革命政权的总统，私下曾亲口承认，欠下法西斯多少思想恩情。作者至今犹记当时听到此语时心中感受的惊诧之情。玻利维亚的战士及政客，眼里虽然看着德国的榜样，手底下实现的组织结果，却是1952年的革命。革命不但将该国的锡矿收归国有，并为印第安小农阶级实行了激进的土改政策。在哥伦比亚国内，伟大的人民保护师盖坦，不从右派着手，却一举夺下了自由党（Liberal Party）领导人的位置，要不是他于1948年4月9日在波哥大（Bogota）遭人暗杀，当选总统后势必引导该国走上激进的路线。暗杀盖坦的事件，立刻在哥伦比亚首都掀起大规模的暴动（包括警察在内），很多省首府还马上宣布成立革命公社。拉丁美洲首领汲取于欧式法西斯榜样的成分，其实是后者对行动果断的人民领袖的神化。可是拉丁美洲革命者打算动员并且的确动员起来的群众，却不是欧洲法西斯那些因害怕失去本身拥用的东西，因而起来反抗的一群。而众人动员之下对抗的大敌，不是外人（虽然庇隆派和阿根廷的其他党派都难否认其反犹太的色彩），却是本国的寡头阶层——也就是富人，当地的统治阶级。庇隆的核心群众来自国内的工人阶级；而他最基本的政治团体，则是他于各地培养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之下发展出来的类似劳工政党的组织。巴西在瓦加斯领导之下的运动也有同样的结果。先于1945年逼迫他下台，最终又于1954年逼迫他自杀的政敌，是该国的陆军当局。而痛悼瓦加斯之死的，则是他曾赐予社会保护、以换取政治支持的都市工人阶级。欧洲的法西斯政权，摧毁了劳工运动；而受其灵感激发而起的拉丁美洲领袖，却相反地一手发展了劳工运动。不管两者在思想意识上有何等亲密关系，就历史意义而言，这两种不同的运动却断断不能混作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