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后到二战之间的欧洲，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时的欧洲，一场社会激变，不是迫在眉睫，就是已经临头。众人对革命恐惧之极，整个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加上部分地中海地区，共产党连合法地位都难于取得，左右两派在思想意识上鸿沟之深，右派跟温和左派之间也无法沟通，1930－1934年间，奥地利的民主政治因此受到严重打击而垮台。不过从1945年至今，与当年同样的两党系统——罗马天主教徒与社会主义者——却使奥地利的民主开出了灿烂的花朵（Setonatson，1962，p．184）。西班牙的民主政权，也在30年代受到同样的压力。相形之下，到了70年代，西班牙竟然能够经磋商协谈，便将佛朗哥遗下的独裁统治和平转变为多元的民主政体，不能不令人惊叹。

    但回到当年种种政权之下，又有哪一处能够稳如泰山，安然躲过经济大萧条的袭击呢？德意志的魏玛共和国之所以不能支撑，原因是大萧条冲击之下，共和国再也无法继续它与雇主及组织工人力量之间一向所维持的默契了。而这种默契，却正是十多年共和国所以维生，不致沉沦的主要原因啊。萧条大风一起，工业界与政府无计可施，只有实行经济社会缩减的下策，随之而来的，自然便是大量的失业。到了1932年中期，单凭国社党及共产党两党之力，便夺去了德国全部选票的绝大多数。而支持共和国立场的其他党派，则一落而为只有比三分之一略强的选票。相反地，二战之后各国民主政权的繁荣，无可否认，主要是建立在这些年来经济奇迹的繁荣之上，战后新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然也不例外（见第九章）。只要政府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分配满足各方的需求；同时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准也一直在稳定上升，民主政治的温度就会保留在温和的度数，而不会冒升到了热点。在这种情况之下，一般都愿意妥协让步，在意见上取得一致。甚至连最热烈相信非推翻资本主义不可的革命战士，恐怕也觉得就实际而言，维持现状并不如理论上那么难以忍受。而资本主义大本营中最顽固的分子，在为其信仰追求之余，应该也认同社会安全体制的必要性，认为工会与雇主定期谈判调整工资福利，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吧。

    然而，大萧条本身种种迹象显示，它也只是自由主义败溃的其中一个原因而已。因为同样的状况——组织性工人拒绝接受萧条造成的裁员，在德国导致国会政府垮台，最终促成希特勒被提名主政；在英国，却只不过使国家由工党政府一个大急转，倒向了一个（保守派）“国家主义政府”而已。可是这项转变，却依然在英国原有的政治体系，一个稳定到简直难以动摇的国会体制里面运作。可见萧条并不会自动造成代议民主体制的中止或流产。美国及北欧国家为适应萧条而生的政治情况，也同样证实这一论点（美国有罗斯福的新政，北欧则有社会民主派的胜利）。只有在拉丁美洲，政府财政的极大部分是靠一两项主要产品出口的收入，一旦萧条的无情魔掌将其价格打入无底深渊（见第三章），不论当地政府采取何种形态存在——绝大多数是军事统治——便马上纷纷自动倒台。同样地，智利和哥伦比亚两国的政局，也走上了与之前完全相反的路。

    归根结底，自由式的政治是有其弱点存在。因为其中的政府组织，代仪式的民主政体，根本上并不是一直具有说服力的治国方式。而大灾难时代各国的经济社会情况，连保证自由民主政体存活的条件都嫌不够，更不要说让其发生功效了。

    民主政治的首要条件，在于公认的合法地位。民主虽然建立在这项公认的基础之上，民主自己却无法制造这项公认。唯一的例外，是在根基稳固的民主国家里面，经常性投票行为的本身已经授予其选民——甚至包括势力很小的团体在内——一种“选举就是予以当选政府合法化地位过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