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可是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很少有几个民主政体根深蒂固，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期，美法两国以外，世界上根本还找不出几个民主国家（见《帝国的年代》第四章）。再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欧洲至少有十个国家不是方才成立，就是刚重新建立。因此对居民来说，这些政权都没有特定的合法地位。至于稳定的民主政权，更如凤毛鳞角。总之，大灾难的年代里，各国的政治状况通常都危机四伏。

    民主政治的第二项重要条件，在于各种成分的选民（ter），住有两群势不两立的居民。非洲的索马里（Somalia），62个政治党派，代表着62个不同的部落或部族，自然无法为民主政治提供任何基础，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索马里所能寄望者，就是永无休止的纷争与内战。除非其中一支竞争力量出奇强大，或有外来势力，建立起（非民主的）支配地位，才能取得片刻的“安定”。三大古老帝国（奥匈、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覆灭，使得三个原本统治着多元种族，政府立场超然的超级大国从此消失。代之而起的则是更多的多元小国，每一个国家，都至少与国界以外的某一个——最多甚至有二到三个——种族的社群认同。

    民主政治的第三项重要条件，在于民主政府不会做太多的治理。国会之所以存在，主要目的不在治理；却在于制衡那治理的人，美国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关系，就清楚地阐释了这一点。民主政府的设计本意，是为煞车制动之用，结果却担上了引擎发动的担子。革命时代以来，主权性的议会逐渐增多，虽然一开始只有少数人具有选举权，但参政权却逐渐普遍。可是19世纪的资产阶级社会，假定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行动不属政府管辖的范围，却在自我规律的经济社会，在非官方性质私有的结社团体之中（市民社会）。单靠选举出来的议会代表管理政府当然不易，民主派规避这项困难的妙方有二：一是对政府，甚至对国会立法的期望不要太高；二是不管政府——其实就是行政当局——如何怪诞不经，依然确保其独门生意继续经营下去。我们在第一章里已经看见，一群管你上台下台，始终独立存在，经由指派任命的公务人员已经成为现代国家政府不可或缺的经营工具。所谓国会多数的意见，只有在重大并具有争议性的行政政策面临决定之际，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政府首长的第一要务，就是在国会里组织维系适当的支持力量，因为除了美洲各国之外，当时国会式政权的领袖，通常都非经直接选出。至于那些实行限制性选举权的国家（即只有少数富贵名人，或特殊人物才能拥有参政权），寻求多数认同的动员整合就更方便容易了。因为这些身份特殊的“众人”，对它们的集体利益（所谓的“国家利益”）都持有共同一致的看法，更不必说选举阶级拥有的惊人财力实力了。

    20世纪的降临，却使得政府治理的功能愈形重要。旧有的政府职责，局限于提供基本法则以供企业及市民社会运作，局限于提供军警监狱以维持国内治安以防外来侵害。旧政治圈里原有一句绝妙好词，以“守夜”职责来形容政府功能，这句妙语，却随着时代演变，跟“守夜人”这个职业一般，已经开始过时了。

    民主的第四项重要条件是富裕繁荣。20年代民主的破产，或因为不堪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紧张压力所致（匈牙利、意大利、葡萄牙），或由于国家冲突而亡（波兰、南斯拉夫）。30年代民主政治的倾覆，则是因为受不住大萧条的打击。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魏玛共和国的德国与20年代的奥地利，再看看今日德意志联邦与1945年后的奥地利，两相比较，自然一目了然。国家一旦富强，连国内各族之间的冲突也不再那么难于处理了，只要各个弱小团体的政客，都能从国家这个大碗里面分得一匙就可以了。当时中东欧各国中，只有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权，那就是重农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