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的捷克，而该党的力量所在，也就在于人人分得一杯羹这项原则：依据各个民族均分利益。但到了30年代，连它也支撑不下去了，再也无法维持境内各族——捷克、斯洛伐克、日耳曼、匈牙利、乌克兰——共聚一条船上。

    在这种种情况之下，民主反而成为将原本就不可妥协的群体正式分化的工具了。何况即使在最好的状况里面，如果各群体无法共存，民主政府都难长治久安。如果更进一步，哪一国又以最严格的代表比例制度，执行民主代议的理论，情况就更为艰难。一旦遇到危机，国会里没有多数可以依循时，于是另谋解决之路的诱惑就极大了，如德国即是一例（英国却完全相反）。甚至在安定的民主政体，多数国民也将民主政体里意味的政治分化看作民主制度的成本，而非效益。竞选的广告往往大肆宣传，表示候选人的政见不是出于政党路线，而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即可见一斑。一旦危难临头，民主的成本代价太高，民主的好处可就更难看出来了。

    因此，在继旧有政权而起的新国度里，以及绝大多数地中海与拉丁美洲国家当中，民主政治不啻一株萎弱的幼树，企图在满地石块的瘠土里挣扎生长。这一点，实在不难了解。民主政治最大的辩护是，虽然不够理想，但总比其他任何制度为佳吧。此一说辞其实也极软弱，两次大战之间，这番话听来更虚无得令人难以相信。连向来拥护民主的斗士，此时也哑然无言。民主潮流的没落，似乎无可挽回，甚至在老牌民主国家美国境内，观察家也严肃悲观地表示：“即使美国也可能无法幸免。”（Sinclair Lewis，1935）当时没有人预言，或期待民主会有战后的复兴，更别提90年代初期，民主竟一时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政府形式——虽然为期甚短。回首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岁月，自由政治体制的没落，仿佛只是其征服全世界之路上的一小段挫折。不幸的是，随着公元两千年的到来，民主政治的前途却又开始不太确实了。民主制度的优点，在50和60年代曾一度极为明显。可是这个世界，也许又要再度进入一个民主优点不那么明显的时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