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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意调查可说是3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产物，因为原属商品市场调查范畴的“抽样调查”，自1936年盖洛普（GeorgeGallup）开始，方才正式延伸入政治领域。而早期根据这项新技术采得的各项民意当中会有一项结果，恐怕会使罗斯福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以及二战以后方才出生的读者大吃一惊。1939年1月，以“如果德苏之间开战，你希望哪一方获胜”为题作调查，被问的美国民众之中，有83％答希望苏俄胜利，支持德国者只有17％（Miller，1989，pp．283-284）。在这个以资本共产两大阵营对抗为基调的世纪里，在这个以苏联为首宣扬十月革命反资本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阵营，与以美国领头并作表率的反共资本主义阵营对抗当中，美国民意竟然舍德就苏，不但不支持在政治上坚决反共，在经济上公认为资本主义的德国，反而出现这种对世界革命老家大表同情，至少也颇为偏向的论调，不是很奇怪吗？更有甚者，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境内倒行逆施，一般人都认为正是其暴政最恶劣的时候。

    这一段舍德就苏的民意史，自然属于历史上的一次例外，为时也相当短暂，充其量约略可从1933年美国正式承认苏联算起，一直到1947年两大意识阵营在“冷战”中正式对敌为止。不过更确切一点来看，应该只包括1935－1945年的10年之间。换句话说，这段时期的范围，正好以希特勒德国的兴亡为始终（1933－1945年，见第四章）。以此为背景，美苏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双方都认为德国远比对方对自己的威胁更为严重。

    当时美苏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实在超出传统国际政治关系或强权政治可以解释的范畴。而且正因为如此，各国之间超乎寻常法则的合纵连横，并携手作战赢得二战胜利的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各国最后之所以联合对德，其中真正的主要因素，是因德方之所作所为并非只是在上次大战不公处置的前提之下，急欲为自己找回公道。德国的政策及野心，事实上完全受到特有的意识形态左右——简单地说，德国根本就是法西斯强权。反之，如果略过法西斯主义不提，现实权力政治的经营计较，则一时尚可勉强行之。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各国对德国的态度，是反对是怀柔是抗衡，必要时甚至是战是和，均视当事国国策及大局情况而转移。事实上，在1933－1941年之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各主要角色，基本上都根据这项原则对待德国。因此伦敦、巴黎当局对德国一味姑息（也就是说，慷他人之慨而让步）。莫斯科也一反以往与德国对立的立场，改为中立，以求在国土上有所回收。甚至连意日两国，虽然基于共同利益与德国结盟，1939年时，却也发现利之所在，先不妨暂时观望，不忙着涉入二战第一阶段的战局。但是最后事实演变的结果，证明众人都无法幸免于希特勒发动这场战争背后依循的逻辑。意大利、日本、美国，纷纷被拖下水。

    于是在30年代，大势随着时间过去愈发明显，国际间（主要以欧洲为主）势力的平衡越来越成了大问号。西方各国的政治问题——从苏联开始，一直到欧洲、美国——已经不再能单纯地由国与国间的竞争抗衡来解释。如今这场冲突，必须从一种国际全面性、并且属人民与人民间的意识之争来解释（不过，从第七章可以看出，意识形态的角度却不能诠释受到殖民主义控制的亚非政局），而且事实的发展也证明，这场属于内部性质的平民之战，其中的敌我之分，不是当时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党社会革命的对立，而是两种相对意识阵营的大决战：一方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及多次大革命以来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其中自然包括了俄国革命）；另一方则是这股革命思想的头号死敌。简单地说，双方交战的前线，不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却是一场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