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因为其中包括新闻从业人员在内之故。后者频频向西方非法西斯国家保守的读者群及决策人士发出警讯，提醒他们注意国家社会主义背后真正的本质。在这一方面，新闻界人士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至于如何抵制法西斯阵营的兴起，实际的方针在纸面上看来既简单又合理。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侵略者的行为（国际联盟的存在，就为这个目标提供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运作架构）。对侵略者的狼子野心，也绝不可有任何妥协让步。并有威胁恫吓的手段——必要时采取共同行动，付诸实施——以吓退或击败侵略者的意图及行动。苏联外长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1876－1952），便自命为这项“集体共同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防御体系的发言人。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妨碍众人合作的最大难处，在于其心不一。当时（于今犹然），各国就算对侵略者同具疑惧之心；彼此之间，却也有其他现实的利害冲突，以致意见不和行动不一。

    双方之间最明显的隔阂，在于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对抗。一边是处心积虑、一心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并最终建立遍布全球之帝国为已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一边则是洞悉苏联心意、视其为叛乱倾覆始作俑者及教唆之徒的西方国家。这股造成双方貌不合神亦离的情况，到底产生多少影响，使得众人无法顺利合作，实在很难估算。虽说1933年之后，世界上主要国家多已承认苏联政权，而且只要合乎自身利益，各国政府随时愿意与之修好。但在各国内外，却依然存在着各种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将其视为人类的头号敌人。这种情况，与1945年后冷战时期的反共心态殊无二致。英国情报机构更集中一切力量，专事对付赤色分子的威胁。用力之专，甚至迟至30年代中期，方才放弃将共产党视作主要目标的做法（Andrew，1985，p．530）。无论如何，当时许多保守人士都认为——尤以英国为最——这一切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就是德俄之间开战，鹬蚌相争，一举将两个祸害的力量减弱，甚至毁灭掉。就算布尔什维克败在德国手里，但同时能使后者国力大减，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西方政府迟迟不愿与赤色政权有效协商；甚至到了1938-1939年间，众人联盟抵抗希特勒的必要性已经迫在眉睫，不容任何人否认之际，各国依然不改其狐疑态度。抗阻合作的力量之大，迫使1934年以来便与西方站在同一阵线，坚定带头反对希特勒的斯大林一反前定，深恐自己落入单独对付希特勒的泥淖之中，于是在1939年8月与德国签下了互不侵犯条约。靠此条约，斯大林希望苏联可以置身事外，坐观德国与西方各强相斗，互挫锐气。而苏联则得以坐收渔利，根据条约中的秘密条款，取回俄国自革命以后失去的一大片西部领土。最后证明，斯大林这个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但是他这番举动，却与前此共同御德的意愿遭到失败一般，再次证实各国之间利害分歧之严重。而1933－1938年间，纳粹德国之所以令人咋舌地顺利兴起，几乎未曾受到任何抵制，极可能便肇因于此。

    尤有甚者，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情节，加上经济力量的种种缘由，各种政府的世界观也很有差异。比如以美日两国为例，它们的重心分别在太平洋地区以及美洲，欧洲的局势与其实在没有什么重大相干。对于英国而言，欧洲大陆的风云也同样无足轻重，因为它一心仍然看重于自己的世界帝国地位，并以维持全球海上霸权的战略为主——虽然在事实上，英国国势已经大衰，其两重目的一重也难以维持。至于东欧各国身处德俄两强之间，情势使然，国策自然受其地理位置左右——尤其在后来的事实发展之下，西方各国显然不能保护它们时更是如此。其中更有一些国家，已于1917年后自俄国取得部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