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因此它们虽然反德，却也不愿见到任何抗德的联盟行动把俄国势力再度带回到自己的国土之内。但是最后事实证明，真正能够发挥作用，给法西斯有效打击的联合行动，却少不了苏联这一份力量。再从经济角度观之，英国等国都心知肚明，上一回已经发动过一场远超自己财力物力所及的大战，如今再度面对重整军备的局面，便都不禁望而却步。简而言之，各国虽然都认识到轴心势力的存在确属一大威胁，但是在认知与行动之间却有一段极大的距离。

    而自由派的民主思想，更扩大了这道“知易行难”的鸿沟（依照自由民主观念的定义，天生便与法西斯和极权思想格格不入）。民主自由的政体，不但减缓甚或阻止了政治上的决策过程——美国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而且对于那些不受民意欢迎的理念方针，执行起来必然更为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行。于是某些政府当局便以此为借口，掩饰自己的颟顸麻木。而美国的例子更进一步显示，甚至如罗斯福总统这般具有广大民意基础的总统，也无法违背选民意志，推行自己反法西斯的外交方针。因此要不是珍珠港事变，以及希特勒对美宣战，美国自始至终必将置身二战之外。因此除此二事之外，我们实在找不出其他任何理由把美国投入这场战争。

    可是，真正使西方重要的民主国家——如英法两国——抗敌意志削弱的症结所在，却不是民主政治的运作，而是上次大战的悲惨记忆。这段伤痛，不论是选民还是政府，上下众人都痛铭于心，永远不能忘怀。因为那场战争造成的冲击，不但史无前例，而且无人幸免。若以人命计（而非以物质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对英法两国来说，远比日后二战的牺牲为大（见第一章）。因此它们不计任何代价，务必防止这类战事的再起。只有在用尽一切政治手段，却依然无计可施之下，方可诉诸一战。

    然而，各国这种“不愿开战”的心理，却不可与“拒绝作战”一事相混淆。不过法国身为上次大战交战国中损失最为惨重的国家，此时军中的士气，确已因此大挫。参战各国，没有一个是兴致勃勃快快乐乐去的，即使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在另一方面，所谓完全无条件的和平绥靖论调，虽然曾于30年代在英国流行一时，却从来不曾成为一场普遍的群众运动；到1940年，更完全消失。二战期间，社会上对于“基于良知理由的反战人士”虽然相当容忍，但是事实上真正主张“拒绝作战”权利的人数却也少之又少（Calvocoressi，1987，p．63）。

    至于非共产党的左翼众人，自1918年后，对战争及军国主义的残酷更是深恶痛绝，比起1914年以前的厌战心理，其厌恶程度更甚（至少在理论上如此）。但是反战尽管反战，不计代价的和平理论仍是少数人的看法，即使在反战呼声最强的国家如法国也不例外。1931年在英国，主张和平主义的兰斯伯里（George Lansbury）由于一场意外的选举混乱，发现自己变成英国工党的头目。到1935年，却又被迅速无情地赶下党魁宝座。英国工党与1936－1938年间由社会主义领衔的法国人民阵线政府不同，我们不能责其不够坚定，缺乏对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决心。该责备的，却是其拒绝支持必要的军事手段，如重整军备、进行征兵等可以彻底发挥抗德作用的备战措施。同此，共产党人虽然从来不会为和平言论所诱，却与英国工党政府同样可以讨论。

    左翼阵营在当时，其实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就一方面来说，众人虽颤栗于一战的阴影，并对未来一战怀有不可知的恐惧，如今却因反法西斯的声势浩大受到鼓舞，因而动员起来。法西斯主义本身，具有强烈的战争意味，足以使人起来与之决一死战。而就另一方面而言，对法西斯徒劳对抗，却不诉诸军事行动解决，分明难有成功之望。更进一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