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基本质素。除非众人趁早认命，接受德国必然取得支配霸权的局面——也就是打定主意，不去抵抗纳粹挺进的行动——否则除此一途，战争必不可免，只是迟早而已。因此在30年代，意识思想便在政策形成上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如果纳粹德国的意图是由意识思想挂帅，那么讲求现实政治的做法就完全失去可能；有识之士于是认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与希特勒之间完全没有妥协余地。不过，前者对现实状况的评估虽然相当正确，其结论却建在极不实际的理由之上。他们之中，有人认为法西斯在原则及先验上难以容忍而反法西斯；有人则站在同属先验性质的立场上持另外一种理由反对法西斯——他们以为，我的国家“代表的理念正主之所在”，岂可妄言牺牲低头（丘吉尔即为第二类人士之代表）。丘吉尔的矛盾是：这一套浪漫伟大的念头应用在政治判断之上，自1914年以来已经证明一错再错——包括他自己一向沾沾自喜，自以为高明的军事对策在内——可是面对德国问题，这一宝却竟然给他押中了，再合乎实际不过。

    反之，主张姑息手段的政治现实主义者，对当时状况的看法却一点也不实际。甚至到了1938－1939年间凡是头脑清楚的人，都可看出要与希特勒达成任何协议是难于登天之时，那群姑息主义者仍不死心，抱着他们莫名的和平幻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才会发生1939年3月到9月间那场黑色荒谬的悲喜剧。可笑的一幕，终于以一场大战宣告结束——这却是一场其时其地，没有一个人想打的战争（甚至连德国人也不例外）。而英法两国，则被莫名其妙地投入这场战事，一直到1940年德人发动闪击战将它们摧枯拉朽扫到角落之际，才弄清楚自己作为交战国家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大势所趋，英法虽然不得不接受眼前的事实，却始终无法面对现实，从而认真考虑与苏联洽谈合作一事。然而若没有苏联参与，盟国既不可能延后，更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事。若没有苏联相助，张伯伦提出的承诺——保证助东欧各国抵挡德国的突击攻势——无异一张废纸。伦敦、巴黎当局其实并不想打仗，充其量只愿意显示一下制止战争的实力。当此时刻，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人都认为不动武简直不切实际。斯大林并一再遣使与西方协商，建议双方在波罗的海共同布阵，奈何对方置之不理。德军铁蹄开进波兰，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还意存观望，打算与希特勒重开谈判。事实上，希特勒也盘算张伯伦会有此想法（att，1989，p．215）。

    结果，希特勒的如意算盘却意外地落了空。西方各国向德宣战。宣战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各国政治人物想要一战，却出在希特勒自己身上。慕尼黑协定之后，希特勒的东进政策太过分，使得姑息派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原本对反抗法西斯一事无所谓的广大群众，现在一举动员，起而相抗，这种形势都是希特勒本人一手造成。根本上来说，1939年3月德国正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一事，彻底地改变了英国的民意，舆论一反过去妥协的语气，转而支持抵抗法西斯。民心向背既定，政府虽不情愿，也只有被迫从之。英国政府的政策既转了方向，法国政府别无他计，也只有立即跟进，追随自己这个唯一还算有点办法的盟友。于是破天荒的第一遭，英国国民同仇敌忾，决意与希特勒作殊死战，不再分歧不合——可是为时已晚，形势一发不可收拾。德军铁蹄迅速无情，踏进波兰，并与斯大林瓜分该国。斯大林退居中立，不知自己后患已定。一场德国大唱独脚戏，英法只能虚张声势的“假战”（phony war），便在西方世界妄求和平的假象后到来。

    其实在慕尼黑会议以后，不管哪一种现实政治的言词，都无法再解释姑息者的做法了。一旦大局明朗，开战之势不可避免——而在1939年，又有谁能否认这个形势？——唯一可做的事，应该只有加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