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可是当时西方各国却不这样做。矛盾的是，在大势已定之前，英国——即使在张伯伦执政之下的英国——自然不愿希特勒的霸权在欧洲出现。虽然法国彻底崩溃之后，英方曾认真考虑与德议和——换句话说就是接受战败的事实。而在法国的政客与军人当中，虽说失败主义弥漫，悲观气氛冒头，法国政府却并不打算，也不会放弃最后一线虚幻的希望。一直到1940年6月，法国守军全面瓦解，这种念头才终止。然而法国的政策有气无力，左右不逢源。它第一不敢依照权力政治中强者为王的法则早早低头；第二不敢追随左派抵抗人士的先验理念起而抗德；第三同样不敢贸然照右翼反共派的先验理念对付共产党。对左派来说，天底下再没有一件事能比打倒法西斯更为重要（不论是法西斯思想本身，或希特勒的德国）。对右翼而言，“希特勒如果失败，即意味着对抗共产主义革命的主要壁垒——极权体系——的彻底瓦解。”（thierry Maulnier，1938 in Ory，1976，P．24）我们很难断言，到底是什么因素左右了这些政治人物的行动，因为他们的决定，不但受其本身才智的影响；他们判事的眼光，也为其固有的偏见、先入为主的观念、希望、畏惧等所蒙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回忆，尚在众人脑中萦回；自由民主的政治经济体制，似乎也正面临最后灭亡的局面。西方政治家心中，对固有制度失去信心，充满自我怀疑这种茫然疑虑的心理，在欧洲大陆比英国更为严重。众人的确担心，他们真的不敢肯定，在这种无望的情况之下，抵抗政策到底能否发生作用。前途未卜，胜负犹不可期，为此花上高昂代价，是否值得？但是对英法两国多数政界人士来说，他们至多只能做到一个尽力维持目前不甚令人满意，也难以长久的局面。而在这一切现象后面，又有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命中注定，现状难逃，法西斯主义是否毕竟胜过另外一条路呢——即社会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之路。如果说，在法西斯的菜单上只有意大利式法西斯一道菜，保守人士或温和派政客恐怕便少有人疑虑了；甚至就连丘吉尔也倾向意大利。可是现实的问题却是，大家面对的法西斯不只是墨索里尼，而是还有希特勒。但在30年代，尽管意大利并非法西斯的掌门人，各国政府与外交人士依然络绎于罗马道上，纷纷前去和意大利交好，希望借此可以稳定欧洲局势，或者至少把墨索里尼拉得与希特勒远一点不让他与他的得意门生牵手合作。我们不可轻看这种企望的意义，不幸的是，种种笼络手段最后却没有成功。虽然连墨索里尼本人一开始也相当实际，尽量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我行动空间。一直到1940年，他才做出结论——虽然是个错误的结论，却并非完全没有理性依据——认为德国大胜已成定局。于是他也急忙跟进，向西方盟国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