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起来反对。而一向在意识形态上属于右派的地方主义者，或那些规模较小的国家主义运动，对德国也心存好感，甚至一心希望从中得利，借着与德国合作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如弗兰德斯人、斯洛伐克，以及克罗地亚等国家。此外，我们也不可忽略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坚决反共的立场，天生便与共产主义誓不两立。各地虔诚的天主教徒，对教会又一向言听计从。不过，教会中的政治相当复杂，若随便将之划归为“通敌派”也不甚妥。但是就基本立场而言，右派中的人起来反抗法西斯，往往不是其所属政治路线里的常态。比方丘吉尔和戴高乐，就是其意识阵营里的特殊情况。然而话说回来，再死硬的右派传统分子，一旦家国有难，直觉反应自然也是起来武力卫国。若说他们缺乏这种爱国心，当然令人难以置信。

    基于以上种种原因，难怪共产党人士在地下抵抗运动中的表现如此引人注目了。大战期间，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而在政治上有极大收获，其影响力于1945－1947年间达到高峰。只有德国一地，大批共产党人在1933年惨遭逮捕杀害，接下来三年里又不断从事自杀式的英勇对抗，始终不曾恢复元气。除此之外，甚至在那些离社会主义很远的国家，如比利时、丹麦、荷兰等，共产党的得票也比以往倍增，囊括了10％～12％的选票，成为国会第四甚而第三大的势力。法国共产党更在1945年的选举中一跃而成该国的最大党，并首度领先它多年的竞争对手——社会党势力。共产党在意大利的收获更为惊人，战前它们原本只有一小部分核心干部，人数既少，又遭层层围剿，地位非法——1938年，连共产国际也口口声声威胁要将其解散——可是两年之间，在抵抗运动的声势之下，水涨船高，竟然一变而为拥有80万人的大党；到1946年，更几达200万名党员之众。至于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希腊等国，主要是以内部的地下武装力量对抗轴心势力；这类国家的政治党派，便更多以共产党为主要力量。共产党势力之强，连丘吉尔这个对共产党最不感兴趣的人，一旦大局明朗化，也不得不见风转舵，放弃了南斯拉夫的保皇派米哈伊洛维奇（Mihailovic），将英国政府的各项援助转到由铁托领导的部队身上；因为后者对德国人造成的威胁显然比前者大得多。

    共产党人之所以以地下抗敌为己任，其中有两重原因。一是列宁一手策划的先锋党（vanguard party）结构，正是用来提供一批纪律精良又大公无私的革命中坚。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在行动上发挥最大效率。二是当时极端险恶的形势，如共产党在政治上的非法地位，所遭受的迫害，以及战争本身带来的患难，种种恶劣的环境状况，完全符合当初设计出这一批“职业革命者”的目的，正好让他们大显身手。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群共产党斗士，“认清了地下抵抗战争一事的可能性”（M．R．D．Foot，1976，p．84）。就这一点而言，共产党人与其余社会主义党派有极大的不同。后者认为，在缺乏合法地位的前提之下——即未经选举，公共议事等合法程序——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抗敌活动。而对法西斯的当权，或德国的占领，社会民主党派在大战期间往往销声匿迹，近乎于冬眠。等到战争过去，黑暗已尽，运气好的还可以再度出洞——如德奥两国的社会主义者——挟带着往日旧众的支持重新崛起，准备在政坛上再显身手。这些人士在战时虽然也与抵抗运动有分，但由于基本架构不同的缘由，参与人数比例甚低。更极端的例子则有丹麦，该国的社会民主党派政府甚至在德国占领期间也始终当政，一直到战争结束才下台。虽然在基本上我们假定它们与纳粹并非同一声气，但是这段历史对该党损害甚重，费好多年工夫才重建声誉。

    共产党之所以在抗敌活动中声名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