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外两项因素：其一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的国际性，其二则为共产党人为理想献身的无比信念（见第二章）。共产主义思想的国际性质，比起其他任何限于一国一族的爱国要求，更能打动倾向反法西斯的男女民众，并将之动员起来。比方在法国境内，即有西班牙内战的难民成为西南地区武装游击力量的主力——到盟军在诺曼第登陆之前，总数达12000人（Pons Prades，1975，p．66）。此外，还有来自17国的难民、劳工移民，在移民劳动工组织（Main d’Oeuvre Immigree，MOI）的名义之下，为共产党执行了某些最为艰险的任务，如马努尚地下抗敌组织（Manoucime）一书里，有极为生动翔实的记载。甚至连某位政治立场温和的史学家，也称颂共产党人为“勇者之最”（Foot，1976，p．86）。他们的组织训练严密有素，因此能够熬过监狱和集中营的折磨，存活率甚高。但是他们牺牲仍然极为惨重。法国的共产党中央，素来不为人喜欢，甚至连别国共产党人也对其十分厌恶，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便完全否认他们自诩为“血肉筑成的党”（le parti des fusilles）——大战期间，至少有15000名共产党斗士，在敌人虎口下惨遭杀害（Jeantouchard，1977，p．258）。共产党对热血男女的号召力极大，尤其是对青年人。在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这类国家里，一般群众很少支持积极的抗敌活动，共产党便更显突出。此外，知识界也极受共产党感召。知识分子最能够在反法西斯的大旗下动员起来，他们往往成为非党派抵抗运动组织的核心（虽然这些组织通常都带有左翼色彩）。法国读书人爱上马克思，共产党文化人则主导着意大利的文艺界。这种左翼当家的现象，在两国都持续了一代之久，究其根由，均系受战时抵抗运动所赐。影响所及，不管他们是否亲身加入抵抗行列——如某家大出版公司即曾骄傲宣称，战时社内每位员工都曾拿起武器打过游击——或只是站在一旁默默赞同，有些人、或其家人，事实上恐怕还站在另外一边呢——众人都共同感到共产党那股强大的吸引力。

    不过，除了在巴尔干地区游击势力的根据地之外，共产党在战时一般并不曾尝试建立革命政权。当然，就算有心一试，他们在的里雅斯特（trieste）以西的政治实力显然不足。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却出在各国共产党矢志效忠的苏联。这位老大哥，严厉禁止众党小党个别向政权问鼎。而那些成功的共产党革命（如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及后来的中国），事实上都违背了斯大林的旨意。苏联的观点是，不论在国际间或各国国内的行动之上，战后的政治进程，都应该延续战时反法西斯大联盟的架构进行。也就是说，苏联希望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系统之间，维持一种长期共存或共生的架构。苏联认为两大阵营在战时的联合将促生一种所谓的“新型民主国家”。随着这些新型民主政权内部不断更迭，日久必将造成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变革。这种一厢情愿的苏式世界观，很快在现实的冷战长夜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消失得如此彻底，如今大多数人已无复记忆；当年斯大林曾经力促南斯拉夫共产党维持该国的君主政权，而英国共产党也在1945年极力反对解散丘吉尔于战时成立的联合内阁——也就是说，当时将把英国工党送上台执政的大选，竟然受到同为左派的英国共产党极力反对。斯大林当时的诚意不容我们抹煞；他甚至以行动佐证，于1943年和1944两年，先后分别一手解散了共产国际与美国共产党。

    斯大林的心意，在其决策下愈发阐明。他的决策方针，借用某位美国共产党领袖之语，就是“绝不在危及……联合的情况及方式下，提出社会主义的要求”（Broarobin，1972，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