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时装设计家们，一向被谑称为是不具备理性分析的。但是说来奇怪，他们对事物未来走向的预言能力，有时却胜过以预测分析为业的专家。这种现象，毋宁是历史上的超级之谜；对于专事研究文化史的学者来说，更是一个中心议题。无论何人，若想探索大动乱时代对人类高级文化活动——即高级纯艺术，尤其是前卫派的艺术——带来何种冲击，实不可不究其中奥妙。因为一般人相信，早在资产阶级自由社会崩解之前的几年，前卫派艺术的出现便已预见这场变局的发生（见《帝国的年代》第九章）。到1914年，几乎所有可以包括在“现代主义”（modernism）这把涵盖虽广却定义不清的大伞之下的各门艺术均已问世：不论是立体派（cubism），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还是未来派（futurism），此时都已纷纷出笼。绘画上是纯粹抽象，建筑上重功能避繁饰，音乐上全然抛弃音律（tonality），文学上与传统彻底分家。

    今天被许多人认定为“现代派大师”的名单上，有许多名字在1914年时，便已摆脱不成熟时期，不仅创作甚丰，有的已卓然成家。即使大诗人艾略特，其作品虽然到1917年才出版，此时已俨然是伦敦前卫文艺界的一员了——这段时期，他曾与美国诗人庞德（Pound）共同执笔，为刘易斯（ynd）写槁。这一些人，最晚在19世纪80年代就已成名，可是作为现代派名家大师，他们的盛名在40年后依然不衰。虽说很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方才崭露头角的男女新人，竟然也能通过考验，跃登“现代主义名家”的文化名人录。可是老一代人仍领一代风骚的现象，却更令人诧异。〔至于勋伯格（Scon ebern）——也可算是19世纪80年代的一辈。〕

    因此事实上，在已成气候的“正统”前卫艺术地盘里，似乎只能举出两项于1914年后才出现的新事物：达达主义（Dadaism）与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前者的虚无色彩，在西欧地区逐渐变化为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或可谓为其先导。后者则自东而来，诞生于苏联大地。构成主义由真实的对象出发，逸入三度空间骨架并以具有游移性质为上品的结构，在露天造型上取得了最大的构成形式（如巨型的轮子、大勺等）。它的精神风格，很快便被建筑界及工业设计吸取；而最大的吸收者，是美国建筑师葛罗皮厄斯（Gropius）于1919年在德国创立的包豪斯（Bauatlin）设计的有名的旋转斜塔，原是为颂扬共产国际而设计），就是昙花一现，只在苏维埃早期的公众仪式中短暂地出现过。论其手法风格，新奇虽新奇，但是构成主义的唯一成就，仅在于建筑学上的现代主义继承和发展而已。

    达达主义之成形，源于1916年流亡瑞士苏黎士的一批成员混杂的流亡人士（当时同在该地的另一群流亡者，是由列宁领导静候革命爆发的一批人）。达达主义，是他们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孕育了这个战争恶果的社会提出的一种抗议，无限郁闷苦恼中却矛盾地带着一股虚无论的气息，抗议的对象，也包括这个虚空苦闷社会中的一切艺术形式。既然排斥所有的艺术，达达主义自然便不拘泥于任何外在的形象法则。不过在表现技巧方面，他们还是借鉴了1914年之前兴起的前卫艺术（立体派及未来派）的一些手法。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拼贴技法（collage），也就是把各式碎布片纸，包括图画碎片，拼贴而成。达达主义基本上来者不拒，但凡能把爱好传统资产阶级艺术趣味之人气得脑溢血的玩意儿，都可纳入门户。惊世骇俗，是达达主义者的不二法门，是他们最高的向心凝聚力。因此1917年杜尚（Marcel Duc）展出，便完全体现了达达主义的真髓——杜尚从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