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以德文创作的布拉格作家——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则以更绝对的方式，表达出人类那全然不可理解的困境：个人的与集体的。卡夫卡的作品，几乎全是在其身后出版面世。

    因此，这个艺术，乃是

    创造于世界溃散的日子，

    诞生于地基崩离的时刻。

    以上是古典学者暨诗人豪斯曼（A．E．ory）的观点。而这名守护天使，根据犹太裔德籍马克思派学人士本杰明（alter Benjamin，1892－194）的观点，正是克利画作《新天使》（Angelus Novus）中的那一位：

    他的脸庞面向过去。我们所认为属于一连串的事件，在他眼中，却只是一桩单一的大灾难，其中的残骸灰烬，不断堆积，直到他的脚下。哦，但愿他能留下，唤醒死者，修补那已毁的残破碎片！但是从乐园的方向，却起了一阵暴风，如此狂厉凛冽，吹得天使的双翅无法收起。狂风使他无力招架，不断地将他送往未来之境。他背向着未来，脚下的残灰却快速增高，一直进入天际。这股狂暴的大风，就是我们称作进步的狂飙啊。（Benjamin，1971，pp．84－85）

    在崩离瓦解地带以西的地方，悲剧及大祸难逃的意识虽然稍轻，可是未来的前途同样黯淡如谜。在这里，虽有大战的创伤累累，但是与过去历史的相连感却不曾明显断裂。一直到了30年代，那个萧条、法西斯俱生，以及战争日近的10年间方才改观。即使如此，如今回溯起来，当时西欧知识分子的情绪心灵，似乎不似中东欧那般彷徨迫切，希望的感觉也浓厚得多。而他们在中欧的同僚，此刻正从莫斯科到好莱坞，四处飘零、散落、隔绝；或在东欧，陷于失败及恐怖的魔掌之下噤声无语。居于西欧的他们，却觉得自己仍在捍卫那虽然尚未毁灭，却备受威胁的价值观念；并为一度曾活跃于其社会的思想意识，重新点燃火炬——若有必要，甚至可以进行改造以图存留。我们在第十八章将会看见，当时西方知识界之所以对苏维埃联盟的所作所为如此盲目，主要是出于一种迷信，认为它依然是代表“启蒙理性”对抗“理性解体”的一大力量，象征着“进步”的原始单纯意义，它的问题远比本杰明所说，“从乐园吹来的那股狂风”为少。只有在极端反动分子中间，才可以发现那种“世界已陷入不可理解悲剧”的末世意识；或如当时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沃（Evelyn augoics）的一幕黑色喜剧；或更如法国小说家塞利纳所描述——甚至包括好讥嘲的犬儒在内——人世间均犹如一场噩梦。虽然当代英国年轻前卫诗人中最杰出的奥登，也认为历史是悲剧的深刻感受——《西班牙，美术之乡》（Spain，Palais des Beaux Aits）——然而以他为中心的那群前卫团体，却觉得人类的困境并非不可接受。英国前卫艺术家中给人深刻印象者，莫过于雕刻大家亨利·摩尔（ten，1913-1976）。但论其二人给人的感受，仿佛只要世界危机不去打扰他们，他们就可以让它从旁边掠过。可是世界的危机，毕竟不曾放过一人。

    而前卫艺术的概念，在当时依然仅限于欧洲的文化领域及其外围地带。甚至在这里，艺术革命的开拓先锋们也仍旧渴慕地引颈望向巴黎，有时甚或伦敦——伦敦此时的分量虽轻，却足令人惊异不已。而纽约则不是期盼的目标。这种现象表示，在西半球的领域以外，非欧洲的前卫圈子几乎完全不存在；而它在西半球的存在，却与艺术实验和社会革命牢不可分。那时，它的最佳代表莫过于墨西哥革命的壁画家，画家们的意见，只有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两人上有分歧，对于墨西哥革命分子萨帕塔与列宁两人，却共同爱戴。墨西哥画家里韦拉（Diego Rivera，1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