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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代初期的某一段时间里，冷战似乎向恢复理智的方向走了几步。1947年以还直至朝鲜战争高潮的数个危险年头中，世界总算有惊无险，不曾发生任何爆炸性的事件。即使是斯大林之死（1953年），虽然也在苏联集团引发了一阵大地震，最终毕竟安然度过。西欧各国发现，自己不但不必在社会危机之中挣扎，反而开始进入一个始料未及、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时代。下一章将对这段时期作更进一步的讨论。老派的外交人士，专门有个行话用来形容紧张关系的减轻，也就是“缓和”（detente）。现在“缓和”一词变成家喻户晓的名词了。

    缓和现象首先出现于50年代的最后几年，当时正是赫鲁晓夫（N．S．Khrushchev）在斯大林死后的一片混乱中夺权成功登上苏联宝座的时候（1958－1964年）。赫鲁晓夫外表看来一介莽夫，其实骨子里能干得很，很令人钦佩。他相信改革，主张和平共处，将斯大林一手建立的集中营清理一空，并在接下来几年里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领衔主角。他恐怕也是唯一由农村男儿出身，跃登世界大国领袖之人。在赫鲁晓夫与肯尼迪之间——肯尼迪是美国这个世纪最被称誉的总统（1961-1963年）——一个喜欢虚张声势专以大声恫吓冲动行事为能事，另一个则善于故作姿态喜欢玩弄手段。两人中间有过一段相当紧张对立的时期，“缓和”首先要面对的便是这道难题。于是两个超级大国，由两名超级危险玩家负责掌舵；而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充满着危机感，觉得自己在经济上节节败退，输给了50年代突飞猛进的共产经济。如今看来实在很难想象，但是在当时人的眼里，你瞧，苏联在卫星、太空人上的惊人成就，岂不证明它在科技上已经胜过美国（其实很短暂）？再看，共产主义岂不出乎众人意料，竟在佛罗里达数十公里方圆内的古巴大获全胜（见第十五章）？

    反过来从苏联的角度看，它也同样焦虑不已。首先，华盛顿当局的言辞暧昧，不过其中充满了挑衅的意味绝对错不了。其次，苏联本身又与中国在基本路线上决裂，如今中国小老弟一口一声，指责老大哥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强硬。面对这项罪名，原本主和的赫鲁晓夫也只有板起面孔，被迫采取比较不与西方妥协的态度。与此同时，各殖民地的解放进程，以及第三世界的革命行动，突然纷纷加速（见第七、十二及十五章），形势似乎对苏联大为有利。于是美国提心吊胆，同时却又信心十足；苏联信心十足，同时却又提心吊胆。双方为了柏林、为了刚果、为了古巴，威胁恫吓，僵持得不可开交。

    表面看起来惊险诡谲，有如深渊薄冰，事实上若为这段时间算一笔总账，却可以得出一个相当稳定的国际局势。两强之间，还保持了一种尽量不去吓倒对方和世人的默契，而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设立的电话热线，便是此默契的最佳象征（1963年）。柏林墙的设立（1961年），则确定了东西双方在欧洲最后一条不确定的界线。对于开在自家门前的共产小店古巴，美国也默不作声地接受了。古巴革命及殖民地解放的火花，分别在拉丁美洲和非洲点起了星星之火，可是却不曾掀起燎原之势，最后甚至明灭不定奄奄将息（见第十五章）。1963年肯尼迪被刺；1964年赫鲁晓夫被看不惯他鲁莽冲动作风的苏联主流派送回老家。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核武器的管制也大有进展：诸如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签定、禁止核扩散条约的签署（赞成国都是已经拥有核武器，或不打算取得核武器的国家；而反对者则是正在建立自己核军备的几国，如中国、法国与以色列）、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Strategic ArmsLimitation treaty，SALt），甚至还针对双方的反弹道导弹（Anti Ballis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