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为非洲中、南部黑人之总称〕。以妇女为主的当地农业，实际上仅只是一个依赖大批外移男性劳动力的经济的表象；这些男性劳动人口，在白人城市及南部矿区里工作，他们的所得，才是本乡经济活动的中坚。

    于是静悄悄地，世界绝大多数农业大陆上的人口向外大量移出，农业岛屿的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但是这个现象中最显眼之处，便是这种农业上大变化的出现，只有部分是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至少在这以前属于小农业的地区如此。我们曾经在第九章中看到，发达国家已经摇身一变（只有一两个例子除外），成为世界粮食的大供应国；在此同时，它们实际的农业人口却持续下降，一减再减，其比例有时甚至减少到可笑的地步。这种现象，纯粹只是在资本密集下造成的单位人口生产量激增所致。其中最立即可见的因素，首推先进富有国家农民个人拥有的农耕机械。数目之高，不但是其生产力激增的最大佐证，也是年轻苏联共和国的宣传图片里，那些袒胸露背驾驶着耕耘机器的农人的象征。不幸的是，苏联自己却在这方面一败涂地，彻底地失败了。至于另外一个外貌虽然没有如此明显，意义却同样重大的因素，则属农业化学、选种育种，以及生化科学方面的突飞猛进。种种背景之下，农家不但不再需要过去科技发展前农忙时不可或缺的大批帮手，甚至连农家本身及长工的数目也随之减少。若有需要，在进步的现代交通运输帮助之下，也无须将这些雇工长年留在乡间。于是在70年代苏格兰牧羊业的珀斯郡（Perthshire）里，短暂的剪毛季节中，最划算的方式莫过于远地由新西兰运来一批批剪毛的专业工人。南北两半球季节相异，苏格兰与新西兰的剪毛季节正好错开，皆大欢喜。

    至于世界上其他的贫苦地区，农业革命也同样如火如荼，虽然发展趋势较为零星。事实上，若没有所谓“绿色革命”输入的灌溉改良和“科学”农业帮助——虽然其长期影响至今仍有争议——南亚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生产，势将无法供应当地大量快速增加的人口。再从整体而言，第三世界各国，以及第二世界以前属于社会主义或仍为社会主义的部分国家，在粮食上不但不能自给自足，更无法扮演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一般以为粮食生产应该大量有余，足可用于出口的角色了。这一类的国家，最多也只能从事以出口为目的专门性的农产品生产，以供应发达国家的需要。至于本国人民的粮食所需，若不是来自北美粮食生产过剩的对外倾销；就只有在田间的泥泞里以最古老原始的方式继续劳力密集的挥镐推犁。既然田里的劳动依旧需要他们，他们显然没有理由抛离这样一个农业环境他去。唯一的原因，恐怕便是人口大量的爆炸激增，使得可耕作的田地日渐稀少吧。但在事实上，许多小农外流的地区里，如拉丁美洲，土地开垦的比例却往往很小，一大片未开拓的广阔地域里，只有着屈指可数的乡人移往垦殖，哥伦比亚与秘鲁便是其中两个例子。这以外的地方，往往成为当地游击活动的基地。反之，在亚洲农业依旧兴盛的地盘里，却有着世上人口最稠密，耕作最密集的地带；每平方里的人口密度，从250人至2000余人不等（南美的平均人数仅为41．5人）。

    大地的人口一空，城市却开始挤满了人潮。20世纪的下半叶里，世界出现了空前的都市化现象。8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人口已有42％居于城市。若不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广大人口仍然居于乡间之故——中印两国占亚洲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三——都市人口的比例势必已成为多数（Population，1984，p．214）。可是即使在农业世界的心脏地带，人口也开始从乡间流向城市，往大城的集中之势尤为明显。1960-1980年间，肯尼亚的都市人口倍增，虽然1980年的都市总人口比例依然只有14．2％，可是该国每10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