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教育学生的人数更遥遥落在西方国家之后了。而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的高等教育人口，更比欧洲其他所有国家为低。

    但是进一步探讨之下，这种现象还值得奇怪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高等教育不断扩张的结果，到80年代初期，至少已经在7个国家里面制造了10万名以上的大学师资。西方高等教育扩张的现象，其实是由于需求的压力所致，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却无须对需求产生任何回应。对于计划人士及政府中人来说，现代经济对行政人员、师资和技术专家的需求量，自然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期为高。这些人员，都需要经过训练方可产生，而大学及其他类似形式的高等学府，传统上便是提供这类训练的最佳场所，是公职人员及特殊专家的培养场所。人才上的需求，以及一般对教育民主的迷信，固然为高等教育的扩张提出了最好的理由，但在此同时，学生人数暴增的速度，却远超过纯粹理性计划本身所能设想的程度。

    事实的发展是，但凡有能力有机会的家庭，都迫不及待地把子女送入高等学校之门。因为唯有高等教育，才是子女未来的最佳保证；他们可以因此获得较好的收入，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经由教育晋升较高的社会地位。60年代中期，美国调查人员曾访问拉丁美洲各国学生，其中认为大学教育可以在未来10年之内提高其社会地位的人数，高达79％～95％。相对的，只有20％～38％的学生以为，大学文凭可以为他们带来比其家庭现有情况更高的经济地位（Liebman，alker，Glazer，1972）。事实上有了大学文凭，收入水准势必比非大学生为高，而在那些教育不甚普及的国家里，毕业证书更好比是铁饭碗。毕业生不但可以在国家机器里获得一份工作，权势、影响力及金钱上的强取豪夺，更随仕途而来。总而言之，毕业证书便是一把打开真正财富之门的金钥匙。诚然，多数学生的家庭背景，原本均胜过大部分的人口——否则明明是养家糊口的工作年龄，父母又哪能供得起他们多年的学费所需呢？——但是也不见得是富贵人家，通常父母都为子女的教育做出极大的牺牲。韩国的教育奇迹，据说便奠基于农家父母的卖牛所得，才尽力将子女送进尊贵的学人之列（8年之间——1975-1983年——韩国学生人数由总人口的0．8％一跃而为3％）。凡是成为一家中第一位大学生的孩子，有谁不能体会其中的用心良苦？全球景气使得无数小康家庭——包括白领阶级、公务人员、店家、小生意人、农家，在西方甚至连收入丰厚的技术工人在内——也有能力供子女全职地求学。西方的福利国家，1945年由美国首开风气，以各种助学金的方式，大量提供退伍军人学费补助——不过多数学生还是准备过着极为简朴的求学生涯。在讲求民主平等的国家里，更把中学毕业后继续进修一事，视为学生理所当然的权利。以法国为例，即使到了1991年，依然认为州立大学应该完全开放，认为选择性招收学生不合法（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可没有此等权利）。于是青年男女纷纷拥进大学之门，政府便得赶紧兴办更多的新大学容纳他们——美、日，及其他少数国家除外，大专院校几乎普遍为公立，少有私立大学。兴办新大学的热潮，以70年代为最盛，几乎倍增。此外，60年代纷纷独立的前殖民地新兴国家，也都坚持设立本国学府。大学，就如国旗、航空公司、军队一般，都被这些新兴国家坚持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独立象征。

    除了一些超级小国或极度落后的国家之外，各国的男女青年学生及教职员等，动辄数以百万计，少则也有数十万。他们或集中于广大却与外界隔绝的校园里，或潮涌入大学城内，众多大学生随之在文化和政治上成为一种新成分。大学生这个现象是超国界的，他们跨越国界进行交流，分享沟通彼此的观念经验，其势从容，如鱼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