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的速度却又极为迅速，对于新传播科技的利用，他们比起政府部门也更为得心应手。60年代发展的情况证明，学生群不但在政治上具有爆炸力的激进作用，他们向国内外表达其对社会政治不满情绪的方式也颇为不凡。在一些极权国家里，学生更是唯一能够采取集体政治行动的群体。因此，当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学生人数不断膨胀之际，在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1973年后的学生人数却被迫下降，由全部人口的1．5％减少为1．1％。其政治意义不可不谓深大。1917年以来，革命者昼思夜想，希望有一天各地同时爆发世界性的社会运动，而在1945年后的黄金年代里，最接近这个梦想的一刻恐怕就要数1968年吧。那一年，全球学生起来闹事，从西方世界的美国和墨西哥，到社会主义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各地一片学潮，其中多数是受1968年5月巴黎学生暴动事件的刺激。当时的巴黎，可说是一场撼动全欧学潮的震中。老一代的观察家，如阿龙（Raymond）一辈，对学生的行动颇不赞同，斥之为一场街头闹剧，不过是一种为发泄情绪的所谓“心理剧”罢了。然而，学潮虽然算不上革命，但也绝非如阿龙眼中所视，只是一种儿戏。清算1968年这一年的总账，法国有戴高乐将军时代的结束，美国有民主党政府时代的终止，中欧共产党国家则对自由派共产主义的希望幻灭。随着特拉泰洛尔科（tlatelolco）的学生大屠杀事件，墨西哥政治也从此静静地展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1968年的骚动（其风波一直延续到1969年及1970年），最终却不能变为一场革命，事实上也从来不曾有过发展成为革命的趋势。其中原因，即在始作俑者是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再多，动员力量再大，单凭这批秀才，毕竟不能成事。学生在政治上所能发挥的作用，主要是为另一股人数更多、却极易引爆的团体——工人——扮演了信号或雷管的角色。于是在1968-1969年间，学潮在法意两国引发了巨大的罢工浪潮。但是20年来，全面就业的经济美景，为工薪阶级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善；此刻虽然罢工，但“革命”一事，却是这些工人大众脑海里最不曾想到的一件事情。之后一直要到80年代，学生运动才再度出现——但是这一回出现的场地，却是在彼此相异不下千里的几个国家，如中国、韩国、捷克斯洛伐克等。而且这一回，学生们的反抗运动非同小可，似乎确有引爆革命的架势。至少，他们的声势之大，使得政府也不得不予以正视，把他们当作一种真正的威胁看待，因此有北京天安门广场之类的事件出现。1968年的伟大梦想失败以后，某些激进学生确也曾诉诸小团体的手段，进行恐怖活动以达革命目的。这一类的活动，虽然在宣传上形成了相当轰动的效果（至少也满足了他们最主要的动机之一），但是对实际政治发展，却少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若真有任何实质影响的迹象，政府也说做就做，往往立刻采取手段。70年代，在那场所谓的“肮脏战争”（dirty A），以及在理论上属于共产党的秘鲁农民游击组织“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后者仍靠阿雅库乔（Ayacucho）的大学师生之赐方才问世成形，是他们送给该国人民的一项可怕礼物。

    在此，我们就感到几分困惑了。黄金年代众多的社会因子当中，为何独独这个新起的社会群体——学生——会选择一条左派激进的道路呢？一直到80年代，甚至连民族主义一派的学生也爱将马列毛的红色头像，缝制在他们的旗帜上（只有反共产党政权的学生暴动例外）。

    这种现象显然远超出社会层级的范围。新兴的学生族群，基本上属于一组青少年龄群，即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一个短暂停留驻足的时期。学生中，更包括人数快速增长，比例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