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形态，共产主义一向热烈地视女性的平等地位及解放为己任，而其主张的层面更是无所不包，——列宁及其妻克鲁普斯卡娅（Krupskaya）是少数几位特别赞成男女分担家务的革命者。更有甚者，从民粹派开始，一直到马克思派的革命运动，始终热情洋溢欢迎妇女——尤其是知识女性的加入——更为她们提供了格外宽广的活动空间。这种现象，到70年代依然显著，由左派恐怖主义运动里妇女成员之多可见一斑。但是尽管如此，除了少数例外——如罗莎·卢森堡、菲舍尔（Rutseny）——女性在党内最高层中却依旧无闻，有时甚至毫无踪影。在新成立由共产党统治的国度里，她们的地位甚至更不显眼，事实上妇女们在领导班子中似乎于革命成功后完全失踪。虽然偶尔也有一两个国家，如保加利亚和东德，的确也为妇女同胞提供了如高等教育等格外良好的机会，帮助其在公众生活中出人头地；可是就整体而言，共产党国家妇女的地位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并无二致——即或有一些重大改变，益处也不见得随之而来。每当妇女涌入某些对她们开放的行业之后——如以俄国为例，在女医生成为多数之后——该行业的地位及收入却也同时降低。苏联妇女与西方的女性主义者一般，长久以来习惯于工作，如今却梦想回到家中，享受只须担负一项责任的“奢侈”生活。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原始的革命理念，是以转变两性关系为目标，希望能够从此改变传统由男性主导的制度与习俗。可是这个理想一如沙上城堡般瞬间消散，甚至连认真追寻它的国度也不能幸免——如早年的苏联。一般而言，1944年后成立的欧洲共产党新政权，根本从未朝此方向真正努力。在落后国家里——事实上多数共产党政权都建立于落后国家之内——提升女性地位，改变两性关系的尝试，往往为传统人口以被动不合作的态度包围。不管法律如何规定，这些人都坚决认定女性的地位就该比男子低。不过女性解放活动中的种种英勇事迹，当然也非全然徒劳。法律及政治上的同等权利，教育及职业门径的开放，甚至包括揭开面纱随意出入公共场所的自由在内，种种解放妇女的成就绝非小可。此中差异之大，与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治国或复活的国家相比较，即可见一斑。更有甚者，甚至在某些妇女实际地位远不及理论允诺程度的共产党国家里；甚至在一些政府推行不道德的做法，打算重新将妇女定位为生儿育女的传统角色时（30年代的苏联即是），光看新体制赐予她们个人的选择自由，包括性行为的选择自由在内，就已是空前未有的盛举，远比新政权成立以前为大。真正限制此中理想彻底体现的原因，不全在法律或风俗习惯的抵制，却出于物质上的短缺，如避孕药物的不足。诸如此类的妇科需要，往往不是计划经济考虑的重点生产，其供应量往往微不足道到稀有的地步。

    社会主义世界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努力上，纵有其成功失败之处，却始终不曾造成特定女性主义运动的出现。事实上仅看共产党国家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特性，任何政治活动，若非由政府发起势不可能成气候的情况而定，即可得出女性主义自然也无法生存的结论。更进一步来看，即使将这项考虑除外，在此之前西方女性运动关心的话题，事实上也难以引起社会主义妇女的认同与回应。

    一开始，西方女性，尤其是开女性复苏风气之先的美国妇女，她们关心的重点主要是中产阶级女性息息相关的议题，至少是那些在形式上影响她们的事物——在美国尤为显著。美国是女性主义者夺城破寨，首先施压获得突破性成功的第一站，美国女性的就业状况，便大大反映了这番努力的程度。1981年之前，美国女性不但将男子由非管理性质的办公室及白领工作中扫地出门（不过这些职务虽然受人尊重，地位甚低却是事实），同时更大举进攻房地产经纪人要塞（几乎达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