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要不是军方否决，将已出任缅甸领袖的昂山素季（Aung San Auu Kyi）；她们都是因为大人物千金的身份，才获这份地位。至于以遗孀资格执掌国事的女性，则有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Sirimavo Bandaranaike，1960－1965；1970－1977）、菲律宾的克拉松·阿基诺（Corazon Acquino，1986-1992），以及阿根廷的伊莎贝尔·庇隆（Isabel Peron，1974－1976）。这些新一代女强人的接班掌权，在意义上与多年前神圣罗马帝国的玛丽亚·特里萨（Maria theresa）和英格兰的维多利亚，分别接管哈布斯堡王朝和大不列颠帝国的宝座并无二致。事实上在以上所述由女性治国的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国度里，女领袖高高在上的地位，与其国中妇女所受的压制正成鲜明对比，大大表现出女领袖的出现非属常态。

    但是话虽如此，若回到二战前的年代，在任何情况之下，在任何共和国里，由任何女性接任国家领导地位一事，在政治上皆属不可想象的。可是1945年后却开始全然改观——1960年，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成为全球第一位女总理——到1990年，先后已有16国由女性担任或曾经担任政治首脑（orld’s omen，p．32）。90年代，非托父荫或夫荫之赐，却由本身职业政途身份跃登国家领导人地位的女性，虽属少数，也开始在政治地平线上出现，前后有以色列（1969年）、冰岛（1980年）、挪威（1981年）、立陶宛（1990年）、法国（1991年），英国更不在话下（1979年）；此外更有与女性主义距离无比遥远的日本，竟然有女性出任最大反对党（社会党）的党魁。虽然女性在政治团体中的地位——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内也不例外——仍多属象征性的（最少可作为一种具有政治压力的群体），但是政治世界的面目，的确在急速变化。

    尽管有此改变，世界各地妇女变化的脚步却不一致。不论是公众生活，或是相关的妇女运动政治目标，在第三世界、发达国家，以及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世界三者之间，仅可做勉强的比较。在第三世界里，犹如当年沙皇治下的俄罗斯，纵然正在发展或已经造就出一批少数格外解放和“先进”的妇女（正如沙皇时代女性的知识分子及行动家，多数是固有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妻女），但是从西方的角度而言，低下阶层教育贫乏的妇女大众却依然排斥在公众生涯的门外。像前述这一类稀有的少数妇女精英层级，即使在殖民帝国时代的印度便已存在；甚至在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者势力再度将妇女推回不具面目的地位之前，连几处宗教限制较不严的伊斯兰国家也有她们的踪影出现——其中尤以埃及、伊朗、黎巴嫩、西北部非洲阿特拉斯山地的马格里布一带为著。对这些获得解放的少数而言，本国的上层社会有一块可供她们活动的公众生活天地。在那里，她们可以悠然行动与感受，一如她们（或她们在西方的妇女姊妹）在欧洲北美的生活一般。唯一的不同，也许在她们对其文化中传统性别习俗及家庭义务方面，放弃的速度不及西方女性，至少不及西方非天主教的女性为快。从这个角度看，“西方化”第三世界里已经获得解放之妇女的条件，就远比非社会主义的远东国家为优越。远东国家传统力量深重，连上层的特殊妇女也得依然屈从。日韩两国受过教育的妇女，一旦在解放的西方里生活一段时日，往往对回归故国文化的拘束深感畏惧。在她们固有的文化里面，妇女隶从男子的社会意识此时方才稍有动摇。至于社会主义世界的情况，则有诸多矛盾之处。就事实而言，东欧的妇女已一律进入领薪的就业人口，至少就业男女两性的数目相当（各为九成），远比世界其他地区为高。作为一种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