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自法国大革命雅各宾党时期以来，第一场为了军事目的，有系统并集中动员科学家力量的战争。就成效而言，同盟一方的成就，恐怕比德意日三国轴心为高，因为前者始终未打算利用现有的资源及方法，速战速决赢得胜利（见第一章）。就战略而言，核战争其实是反法西斯的产物。如果单纯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根本不会打动尖端的核物理学家，劳驾他们亲自出马，呼吁英美政府制造原子弹——他们本身多数即为法西斯暴政下的难民或流亡者。到原子弹制成，科学家却对自己的可怕成就惊恐万状，到了最后一分钟还在挣扎，试图劝阻政客和军人们不要真的使用；事后，并拒绝继续制造氢弹。种种反应，正好证明了“政治”情感的强大力量。事实上二战以后掀起的反核运动，虽然在科学界普遍获得很大支持，主要的支持者，却还是与政治脱不了干系的反法西斯时代的科学家们。

    与此同时，战争的现实也终于促使当政者相信，为科学研究投下在此之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不但可行，而且在未来更属必要。但是环顾世上各国，只有美国一国的经济实力，能够在战时找得出20亿美元巨款（战时币值），单单去制造一个核弹头。其实回到1940年前，包括美国在内，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恐怕连这笔数字的小零头做梦都舍不得掏出，孤注一掷，投在这样一个冒险空想的计划之上。更何况此中唯一根据，竟是那些一头乱草的书呆子笔下所涂的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神秘公式演算。但是等到战争过去，如今唯有天际（或者说举国的经济规模），才是政府科学支出及科学人事的界限了。70年代时，美国境内的基本研究，三分之二是由政府出资进行，当时一年几乎高达50亿美元，而其雇用的科学家及工程师人数，更达百万余名（on，1978，pp．227－228）。